●吟光（以下簡稱「吟」）：祝賀葛亮老師！您既是香港作家的代表，同時也是香港浸會大學的教授，作為學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憑藉《燕食記》榮獲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對您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葛亮（以下簡稱「葛」）：謝謝你！「紅樓夢獎」是非常具有盛名和影響力的獎項，這屆正好是二十華誕、第十屆，獲得獎項對我而言是一份殊榮。小說本身寫我們粵港，是我第一部以廣東、嶺南、香港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是對生活二十多年這方熱土的一份回饋。所以在香港獲得這樣一個重要獎項，有種回歸的意義，對我的寫作是很大的鼓勵。
食物是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
●吟：《燕食記》書寫嶺南風物人情，面世以來廣受各界肯定，榮膺眾多獎項。您作為作者的創作初衷，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南方形象？當中既有您的親身體驗，可能也有經過調研，有什麼是您在這個時代想要打造和傳達的？
●葛：這是我長篇小說「家國系列」的第三部。前面有《朱雀》，關於我的家鄉南京；《北鳶》是有關我的家族；到了《燕食記》，其實仍延續這樣的軌跡，是一個心之所安的軌跡，實際上是家的軌跡。此心安處是我鄉，無論我的家鄉還是家族，對我的寫作來說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滋養，包括在歷史記憶的加持。
嶺南相對於中原，有它的特點。中原文化更多強調作為我們文明根基的穩固感，在一系列民間觀念裏傳達出來，比方說安土重遷、落葉歸根，我曾經稱為「土的文化」，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也講到了，更多是基於血緣和地緣，構成一種非常穩定的格局。南方文化不同，我生長在江南，又來到嶺南生活，它更加接近於我稱為「水性的文化」，和海洋、河流的流動感相關，代表着文化在流轉過程中的開放多元包容，也代表着不斷推陳出新的文化品性和傾向，並且代表着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不斷向外擴展、開枝散葉的過程。
所以它是海納百川的文化形態。我思考怎樣去表達這樣的文明特徵，能代表南方乃至於嶺南文化的一張名片。我想到了粵菜，包括廣式點心。因為飲食既是日常習慣所需，更代表着文化上的表達跟訴求。廣東菜對於剛才講到的文化流轉性和靈活性，有非常鮮明的表現，比方說北上到北京形成官府菜，能夠看到開枝散葉的過程。嶺南文化到了另一方水土裏，產生一種新鮮的轉變樣式，代表廣東人「經世致用」的文化傾向，不同文化之間撞擊、融合，產生新的文化變體。
另外對於嶺南文化而言，我覺得食物也代表着對於歷史觀念或者歷史記憶的一種表達。其實我們中國人都一樣，比方說飲食和節慶節令相關，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甚至用食物來定義人生重大時刻，比方說中國人在紅白喜事，家裏有兒女婚嫁，往往會準備紅綾酥；有長輩去世，要喝豆腐湯，這都是被食物所定義的人生重大時刻。
如果把歷史當做一個機體，飲食的意義也是一樣的。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第一間茶樓叫做「杏花樓」，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時刻。茶樓是喝茶交流的地方，三教九流出沒於這個空間。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和楊衢雲、何啟就是在這間茶樓裏，確定了廣州進攻方略及對外宣言，也因此確定了其成功之後的共和國體，甚至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時刻，恰恰是在廣東這地域是被飲食空間所定義的。
被茶樓所見證的飲食和日常煙火，與所謂大歷史觀念或宏大敘事之間，就發生了交點。我在小說裏寫向太史和侄兒喝酒的時候，講到他和兄長「同師從追隨康南海，同年中舉，同具名公車上書，但命運殊異。我和他吃的最後一餐飯，只一道菜，就是這菊花鱸魚羹。只一壺酒，是他從晉中帶來的汾酒。」實際上是用食物來表達或者記憶人生中重大時刻，這些個人記憶也結合歷史的記憶。以上是我用飲食做器皿去裝載嶺南文化元素的原因。
●吟：對「物」的關照，在您作品中是一脈相承的。您自己在香港有沒有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歡的食物？您在香港待了這麼多年，情感可能逐漸有變化的，中間有很多流轉，食物在某個場景當中，也會給您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記？
●葛：這要講到當初我寫作《燕食記》的初衷和出發點了，也可以講是記憶的開端。我剛來到香港的時候，家裏一個長輩帶我去茶樓飲茶，第一次吃到粵式點心。記憶猶新的是，吃到了水晶蝦餃，咬下去彈牙的那種感覺，裏頭的蝦仁有一種十分豐腴的感受，是我對粵式點心抱有好感的開端。哪怕非常細小的早茶一個環節，你都能感覺到匠心匠意。我在小說裏寫到在大師傅眼中，真正合格的蝦餃，有十四道褶子，廚師對於自己技藝的要求，也代表着食物本身傳承的規矩，我覺得規矩對於「匠」相當重要。我在廣東點心裏看到了匠藝匠心，看到了薪火相承、記憶賡續，這是我想去表達的。我的長輩，包括祖父寫他年輕時候吃點心的感受，這樣一種朵頤之快用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他要經過自己的理解、體驗和轉化過程。
要說有什麼變化，現在也出現了新派粵菜，對老的食物傳統加以改良，以適應現代人的口味。我覺得其實也體現了嶺南文化的特點，一方面包容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乃至於飲食元素能夠共融，還會有碰撞跟融合，在香港有這樣飲食生態的出現，我覺得非常值得激賞，體現這種這方水土的文化品性的多元共融。
積澱與激發 多元身份和特性
●吟：您覺得您現在的文學故鄉是香港嗎？您怎麼定義故鄉，或者說是哪裏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漂泊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我自己也在思考，身份是由證件，還是由說什麼語言，或是吃什麼菜，或者工作單位等等決定？
●葛：一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就講到南京和香港兩座城市對我而言是同樣重要的。我在南京生活了大概二十年，它在我身上一直處於積澱的過程，哪怕不自知。南京是六朝古都，吳敬梓先生說「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古典風雅的元素滲入到民間乃至於日常的城市。當時沒有想過用文學表達，但是到香港之後，香港的節奏和南京完全不一樣，觸動我去躬身返照，去發現故鄉的美，在差異性的審美過程中去表達。所以我曾經有這樣一個比方：南京是我寫作的溫床，香港是我寫作的磁場，兩者都非常重要，前者代表着積澱，而後者代表它在某一個節點上刺激你、觸動你，以文學的形式加以表達。
這個說法已經很多年前了，現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對我也是不斷積澱和接近的過程，所以有了《燕食記》。我總覺得你對一個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不夠熱愛的話，其實不能夠很好很到位去表達它，表達過程中也是勉強和缺乏熱情。所以我在居港二十年的節點寫《燕食記》去回饋這個城市，是恰到好處的時間。
你剛才講到一個詞很好，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在流轉中的人，對吧？以前地理對我們的限制太大了，為什麼「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因為地方和地方之間不光是心理距離，還有物理距離的限制。但現在物理距離已經不重要了，從香港到南京只要幾個小時，你也是一樣，從香港回到安徽、到北京，都是一天之間可以完成。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每個人身上的身份都是多元的，而不是用單一標籤去擬定。
●吟：這是我聽過對故鄉特別好的說法，多元性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特性。我想請教一個技術上的問題，您之前的很多創作，我印象深刻是語言的精美，古語和當代的結合，達到極致。敘事結構上，《燕食記》也有獨特之處。另外我在閱讀時有一個直觀的感覺，描寫食物很多是寫它的製作過程，反而比較少描摹色香味感官狀態，當然也有，但寫製作工藝的更多。這本書兼有了人類學的文化留存功能和意義。
●葛：謝謝你，首先你剛才講到了一點，我覺得和我寫作的取向是有關聯的：對物的重視。除了創作，我也在關注嶺南的文化傳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以此為題寫過一系列小說，包括關於古籍修復的《書匠》、理髮的《飛髮》、陶藝的《瓦貓》，近期《靈隱》寫到澳門的木雕佛像造像。講到「非遺」繞不開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匠」這樣記憶的表達，更多並不是聚焦於最後的結果，而是過程。我也把粵菜師傅納入到對「匠」的考察序列裏，無論是技藝打磨，還是具體成果，也就是菜品製作過程，和考察近代乃至於現代歷史的過程，是切合且相關的。「匠」傳承的過程，恰恰也是我們中國文化史的流轉。
另外一點，在《燕食記》裏，我特意採用了非虛構和虛構兩個不同的敘事方略：一個是在歷史現場中，一個是在當下語境中的兩個空間，或者說兩種場景的轉換。我想處理一個問題，就是當下人怎麼樣去看待歷史？這裏面「我」這個角色是一個現代人，可以和讀者產生共鳴的代言人，對於歷史一開始是茫然的，對細節還有一些誤解。但是當他在研究項目的田野調查過程當中，慢慢走向了歷史，走進了歷史，借由非常重要的橋樑式的人物，比方說五舉山伯這個角色，在歷史現場他叫五舉，在當下的他叫五舉山伯，是時光的引領者。
傳統文化會綻放出的怎樣新意義？
●吟：我以為「我」就是您本人，有一定的非虛構性，您自己是原型。
●葛：我寫作小說做田野調查的過程，某一部分確實是疊合的。你可能注意到一點，越到故事接近結尾的時候，「我」這個角色慢慢隱沒了，因為他完全融入了歷史，特別是在五舉山伯的引領之下。五舉山伯就像一塊雙面的水銀之鏡，一方面是對着歷史，一方面是面對現代，所以非虛構和虛構之間從原來壁壘分明，慢慢走向了融合。如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講，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對歷史必然需要用當代人的眼光去體察、去釐定、去表達，甚而是去評估的。
我讓非虛構和歷史兩個場景同時存在的意義，因為我覺得需要去展現現代和歷史之間的對話感。實際上也是傳統文化在當下現代人的眼光中，究竟會綻放出什麼樣新的意義？這才是《燕食記》裏我想表達的內容。
特殊的文化水土 香港文學的多樣可能
●吟：有您這麼開放的作者，期待未來改編成果。您既是作者，也是高校裏觀察和評論文學生態的研究者。我們香港文學的生態也是受到很多關注，包括華文文學在世界版圖中的位置，內地也在加強國際傳播。您感知當下香港文藝是什麼樣的風潮和生態？您在國際學界和讀者群都獲得認可，關於推動香港文學乃至於華文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更多關注，與其他文學體系對話，您有經驗和建議嗎？
●葛：首先華文文學是一個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間的發展，是各具擅長的。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脈絡，很重要部分是鄉土文學，它根植於大陸，魯迅先生之後幾代人的不斷推進和努力，一直在深耕。同時在港台也有它的發展脈絡，像香港，以舒巷城和海辛先生的作品為代表，台灣的鄉土文學和現代文學可以分庭抗禮。同樣一種文學形態，在不同的空間裏有不同的表達，華文文學的這種多元性就此體現出來。
另外一點，在當下語境中，華文文學一直處於創新、不斷進展、並且相互激勵的過程。我前些日子為馬來西亞的花蹤文學獎做評委，讀了參賽作品，有一個感受，有的作品處理很傳統的題材，比如有篇是寫東馬一帶的百年橡膠園，無疑灌注了濃厚傳統感，涉及代際觀念的撞擊。但是它的手法又是富有新意的，首先是語言，第二是敘事方式，第三是表達的格局感，而且具有一種試圖和相異文學形式對話的傾向。所以我會覺得華人文學的伸展維度和闊度可以無限的大，在不同地方的生命力都非常蓬勃。
另一方面，我覺得香港文學本身蠻難定義的，我相信吟光你作為作者，從自己寫作體驗也感到這樣。可能性非常多，有生長於斯的視角，有過客的視角，有外來者的視角，有文化融合乃至於撞擊的視角，有歷史的視角，也可以是當下的視角。香港作為文化水土的意義，就是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及可能性。
寫作的意義 新的創作計劃
●吟：您接下來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寫作的意義是什麼？
●葛：我的創作部分疊合了這些年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特別是對嶺南文化傳統跟非遺之間的關係，你也講到了有關於「物」的意象的重要性，或許新的作品還會在這個範疇。嶺南文化傳統中非遺的自身成長和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見微知著的結合了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呈現跟表達。
我講文學和文化表達的可能性，並不是要用古典去救贖當下，而是在於古典和當下本身，並不是所謂壁壘分明的兩種不同文化形態，而是在香港這個城市裏面互有觸動和交合的。所以我的小說，不期望給讀者去下一個結論，現在互聯網或者說後媒體語境，每個人都需要很審慎，我在作品裏就是表達跟呈現，把我體會到的呈現給讀者，然後讀者從自己的角度去做相應的反應及反饋，並結合他們生命的認知和體會，這就是我寫作的意義了。
（吟光為青年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出版有《港漂記憶拼圖》、《上山》、《天海小卷》。）
（本文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二五年一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