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走進大灣區

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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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多元化、『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國語已經成為文學寫作的主流語文,而方言創作則被忽略,失卻了過去的地位。作者思考了以方言創作的現實挑戰,並點出了粵語文學以至「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新路向。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思考已久。我認為「大灣區文學」這個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當然首先它是一個經濟概念,把它延伸到文學領域,畫出一個地理位置說,中國文學裏面的這一塊叫做「大灣區文學」,我是有點懷疑的。需要從很多層面來建構它、界定它、想像它。語言是一個基本層面,我想到粵語文學,或許能夠跟別的地域文學有所區隔但又涵括「大灣區文學」。當然這個概括非常粗糙,我們看到大灣區裏面也有客家話、潮汕話的區別。惠州是客家方言區,深圳的前身寶安也是,香港新界的元朗也是客家方言區,但是目前看不出有客家方言寫作的苗頭,當然客家山歌、山歌劇的寫作有一些積累,必須另作考察。我主要是以廣府話方言這麼一個概念的觸發,去討論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首先要提出來一個歷史上關鍵的背景,就是五四時期胡適提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詞的互相修飾提出來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標,用國語創作文學,用文學傑作支撐國語。其實這兩個目標是共同的一個目標,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一個政治動員的媒介,要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和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用這種統一的語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反過來支撐這種民族國家框架內的統一的共同語。這是非常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受到了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一些範例的啟發。比如意大利其實是由無數的小公國建成的,這樣一個國家,採用的共同語言就是以佛羅倫斯方言作為一個中心語言,意大利的國語什麼時候立住腳了呢?但丁《神曲》啊。胡適提出來的這個目標,其實到了三十年代已經基本實現了,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中小學的語文課本上絕對採取白話文,而且由一批文學家來編訂教材。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還能在語文教材裏讀到如朱自清〈背影〉這樣的文章。我們還要看到一個更大的國際化的背景。民族國家其實是奔向一個所謂世界大同或者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語言上的表現就會反覆看到那種關於拉丁化的要求,還有一個就是對世界語言的推廣。世界語言不是從各民族的文化生活裏邊自然生長出來,它是非常蒼白的語言,只夠有限地溝通。可以看出來所謂國家民族語言,是依靠世界大同的目標提出來的,但是同時它又面對地方方言怎麼辦的問題。世界、國家、地方三種力量交匯,顯然壓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學的地位。

回顧從晚清開始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吳語文學。《海上花列傳》,魯迅說靠讀它,「足不出戶的學會了蘇白」。胡適也很喜歡吳語文學,但是他說不能着急,待到國語文學站住腳了,就可以發展方言寫作。那麽一百年來,北方方言,尤其北京方言很方便地融入國語寫作,別的地域方言就比較困難。到二十一世紀,上海作家金宇澄寫了《繁花》,算是滬語寫作,後來《繁花》得了茅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中南方作家佔的比例之小,小得不像話,國語的文學在建構這樣一個偉大目標的時候遮蔽了方言的層面。但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時期有一個短暫的陝北方言寫作,出現了如《夫妻識字》、《兄妹開荒》這樣的作品。這種稍縱即逝的寫作跟四十年代末香港的文學運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簡單來講就是當時的邊區政府是屬於地方,它的方言寫作在某種程度上用來動員地方的民眾。回頭來看粵語文學,其實也是在晚清的時候蔚然大觀,最重要是這些方言文學都跟一個地點關係非常密切。

方言文學的生命力

一九四八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化人聚集在香港,住在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做《大眾文藝叢刊》,這是一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刊物。這本雜誌裏面有一期發起了「方言文學運動」。茅盾、鍾敬文都寫了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不光有理論的,還有創作發表。叢刊裏頭有粵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寫作,後來還結集成冊。但作者後來都承認這種嘗試性寫作是不太成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比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純粹的方言寫作,所謂純粹的方言小說或者純粹的白話文小說都是一個神話,是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反而曾經幾個學者說到多元化、「雜語喧譁」,體現在語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寫作。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有一個叫三蘇(高雄)的怪才,寫作速度非常快,現在很多人重印他的一本小說叫做《經紀日記》。他在寫作中使用了一種叫「三及第」的手法,所謂三及第就是廣東方言和白話文和普通話三者的結合,非常有味道。像這樣的文體,學者給它很高的評價,但是有點後繼無人。現在出現了一個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這個我們在香港的大學裏經常聽到一些同學說,在文學上還沒有人寫出成功的例子,但是卻給我們帶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這樣一種多元發生的文體是粵語文學發展非常開闊的一種可能。

與現實接軌的方言文學

二十一世紀粵語文學的發展,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這裏面有幾個先決的條件,第一就是多媒體擴展了粵語文學的讀者群。很多人不在廣州也不在港澳生活,但是他可以聽懂廣東話,他會跟着粵語歌曲唱。香港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大規模普及都擴展了粵語的讀者群。電影字幕的發明影響很大,還沒有人去研究,有了電影字幕,人物可以說各地方言了,港片在內地發行不用再找人來給劉德華、任達華配音。

其次,香港作家參加了一個「口述歷史運動」,我覺得在大灣區的各地中有必要迅速地展開類似的活動。這一代有記憶的老人已經逐漸凋亡,將來都是一些沒有記憶的人群,不把他們的口述歷史記錄下來非常可惜。黃碧雲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長篇《烈女圖》,再接再勵寫了一個《烈佬傳》,在口述歷史基礎上也大量使用了廣東方言。還有一個就是陳冠中的《金都茶餐廳》,用粵語講述的同時也提煉了粵語。董啟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裏面有三分之一的章節全部是用粵語討論深刻的哲理,這就是非常冒險的一個實驗。前面幾位使用粵語寫作是因為讓敍述者發聲必須使用粵語,而董啟章的構思則跟前面幾位完全相反,日常對話用國語,哲理思考用粵語,反着來。但有意思的是,在台灣有一個董迷,利用一本粵語字典,一個暑假把這本書啃下來了。這樣一個閱讀的例子是所有方言文學的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說它的讀者接受面的問題,這是粵語文學的一些現實。

強調這些嘗試,是想要給大灣區的其他作家提供一些參考。粵語文學存在着可能,但是能否成為現實還要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為文學評論家、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講座教授。)


【文化綠蔭】家  鄉  ●胡燕青

聖經裏有「更美的家鄉」一語,指的是天堂。年輕時讀到這個名詞,我愣了一陣子。從沒到過的地方何以稱為家鄉?

活了數十年,才體會到此詞之深度。初小時,我從廣州來港定居,父母認為我很快就適應。可惜,我一直沒能擺脫人在異鄉的感覺。「月是故鄉明」,我總覺得自己正活在一個暫時的處境裏。現在退休了,始知這暫居之感並非「離鄉」所致,反源自眼前一切無法「成鄉」的風景。宇宙那麼大的拼圖中,人類也許都只是些剪出來的人形紙片,四面伸出不規則的棱角,到處放都不合適,只有億億萬萬分之一的一個小平窪,放進去後可以凹凸相連、天衣無縫。小平窪就是我們的「家鄉」。而那地方,不在人間。

聖經又說,我們在世上盡都是寄居的。我們活着,原來就是要慢慢地領會這寄居的概念,好有動力去尋找自己真正的家鄉——上帝。杜甫說他「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把人類的處境全說中了。小學時,我們為了考上好中學努力;上中學了,又為了考上好大學而奮鬥。大學畢業,自然要找一份好工作,拼搏一生——可是,且慢,原來是為了最終退休住個貴價院舍嗎?這高速旋轉的賽道,不知一早已把多少人甩到人生更邊疆的地方去。總之,家鄉永遠只是卡夫卡的城堡,無論對社會精英還是草根百姓來說都一樣,家鄉總是遠在他方的。

人都愛到風景壯麗的地方去旅行,相信這裏面也不無尋找更美家鄉的潛意識。可惜旅遊使短暫之感更強烈,拍照「打卡」實在無法滿足心裏的嚮往。家鄉意味着擁有。可惜誰在瑞士住上三十年,也無法把自己黏牢在一個雪山上,即使他是在那兒出生的,也只能在百年之後重新交出歸屬和擁有之權利。

更離奇的是,人會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嫌其不夠好,希望他鄉更有家鄉感,而這卻是個明顯的悖論。到你想回頭,你曾經住過的地方卻大大地改變了,讓你感到陌生。這與經濟政治和發展都無關,卻與你的童稚相連。原來當你從懵懂之年變得懂事的那一刻,流浪就已經開始了。家鄉,只有到了你停止寄居於世,才會真的回到你身邊。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榮譽作家。)


【文化綠蔭】深圳的《飛狐外傳》  ●胡洪俠

二○二二年三月我寫過一篇〈書市與江湖〉,講述一九八三年發生在深圳水庫邊的故事。那年的四月二十三日,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展銷港版圖書為主的境外圖書一萬餘種,其規模為中國內地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僅見。書市主辦者利用優惠政策,首次正式進口了十二種香港明河社版金庸武俠小說,開金庸作品內地傳播史上「原版進口」之先河。雖然事先已有種種訂購規定,報紙上對武俠小說與作者也隻字不提,無奈各方追讀武俠熱情難於抑制,訂數銷量還是大大超過預期。為期一個月的書市總算平穩結束,誰知半年後還是出了亂子——發生了所謂「內參風波」:上面一紙「內參」追究下來,點名說深圳書市上銷售的《飛狐外傳》為宣揚封建迷信之作。單舉出《飛狐外傳》,是因為有記者在柳州書攤上「抓獲」此書,攤主供認其書來自深圳書市。

我來深圳也晚,未能躬逢書市盛況,故事的重述端賴文獻與訪談,其中疑點尚多。前些天新得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一書,其中影印的一份《關於深圳博雅畫廊在「深圳書市」期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情況的報告》,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細節。

原來,所謂「內參」,是北京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編印的《情況通報》。那篇令當時博雅畫廊總經理雷子源聞之色變的文字,標題為〈柳州書攤充斥港台神怪凶殺小說〉。原文中列出了十二種柳州街頭所見「壞書」,《飛狐外傳》躋身其中。另外十一種書究為「何方神聖」,報告沒說。

報告解釋說,除《飛狐外傳》外,其它十一種未在深圳書市目錄中發現。報告承認,為書市挑選港版中文小說時,曾選擇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四十四種進口,主要考慮「在眾多的內容荒誕的武俠小說中,這兩個作者的作品稍好一些(比較而言)。」報告否認了「《飛狐外傳》來自深圳書市」的說法。書市只為圖書館服務,不接受個人訂購。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俠小說,所持介紹信上說明是「圖書館藏書」。「這樣看來,柳州書攤上出現的神怪凶殺武鬥小說,不可能來自深圳書市。」報告最後說:「今後,我們將停止這一業務,不再發售武俠小說。」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屆「深圳書市」舉辦四十周年,我正在策劃復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飛狐外傳》以為紀念。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
深圳美術館編《窗口效應——深圳美術館建館初期的經營與收藏.專題研究展》。(胡洪俠提供)

【文化綠蔭】任你東南西北風(代開欄語)  ●張 欣

我是受正統教育長大的,所以在香港文化席捲大陸的黃金時代始終保持沉默,感覺說他們是文化沙漠並不為過,除了武俠、言情、鬼神之外,就是搞笑、無聊或者無厘頭、富貴永遠逼人。我當然也不喜歡宏大敍事,但是總認為文化應該有引領大眾積極向上的作用,將「真善美」作為底色的綱常。

然而,多少年過去,當我發現無論有錢沒錢都可以把生活過成一地雞毛;無論我們多麼努力都改變不了什麼只是身心更感疲憊;那些被我們無限拔高的理想主義終成泡影。

我才終於明白了港式文化的真髓所在——它準確無誤地投射出我們內心的荒涼與無奈。

無論是《英雄本色》、《縱橫四海》裏的義薄雲天,還是《甜蜜蜜》、《桃姐》中的一己悲歡;也無論是師太影響一票城市青年價值觀的小說,還是黃碧雲溫柔入骨的小資描寫;以及星爺的功夫天下;報刊上無窮無盡的專欄、八卦、豪門恩怨之血戰到底,無不成為我們今天的心靈寫照。

人們記住的都是港文化帶給我們的幻影,泥沙俱下、露骨畢現、震盪靈魂,都會對當時沉迷於此的自己不勝欷歔。

文化是什麼?就是一種記憶和留痕。

儘管它可以步入頹敗只留下葉蒨文的白髮和林子祥蒼老的臉;更像是紀念肥肥的鄭欣宜演唱會;以及識別度有限的各路新星出道,所謂今非昔比概莫如此。可是那又怎樣,月有陰晴圓缺,致使曾經的輝煌猶現燦爛,難道我們要埃及再出現一個金字塔嗎?難道我們要求今人再畫一幅《千里江山圖》嗎?

這樣去理解香港是不公平的,記住曾經本身就是一種美好。

可是我們的文化餘韻又在哪裏呢?又留下了什麼?是否也影響過一代或幾代人?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香港文化在我心中一直是謎一樣的存在,在歷經回歸和融入灣區之後它會有怎樣的演變,值得期待。

而我於心深處對於香港始終存有敬意,只因它永遠像一個少年,帽子反戴誰也不愛。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漠然,只因為它曾經風華絕代。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