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廣東製造業名城東莞，外來人口眾多，同時集中了大量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他們在東莞謀生、追夢，敏銳觀察和真切感受城市脈動，創作了大批反映時代風貌、地域特色的作品。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多方面綜述東莞文學的概況與特點。東莞作協副主席林漢筠十分欣賞宋代理學家李用，娓娓細說李用如何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文學博士張一文援引多部打工文學作品中的實例，闡釋人名污名化修辭的現象與意義。東莞作協副主席黎啟天以深情抒寫大鵬灣，以鮮活筆觸讚嘆東莞的先進科技發展。本版主編潘耀明透過歷史文化、文學作品，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潘耀明
在珠江入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東莞的文學基因如同水網密布的河汊，在時間的沙洲中默默沉積。當我們開啟這座城市的文明斷層，會驚異發現其文學脈絡相當古老——南漢時期的資福寺鐫刻着嶺南最早的文化密碼，明代倫文敘的狀元策論在莞香氤氳中醞釀出世，清初「嶺南三大家」的詩文唱和更在虎門要塞的硝煙裏淬鍊出獨特質地。這座被誤讀為「文化沙漠」的城市，原來蘊藏着獨特的文學礦脈。
東莞文學的原始基因深植於宗族社會的肌理之中。明清時期的鳳台詩社成員在可園的迴廊間吟詠酬唱，他們的詩稿往往先經族老審閱方能展示世人，這種集體創作模式塑造了獨特的文學倫理。茶山南社的閨秀詩人群體更以刺繡般的精細筆觸，在《妝樓摘艷》中織就女性視角的嶺南風物志。作家鄭小瓊的《黃麻嶺》系列詩作，巧妙地承襲了這種群體敘事基因，將流水線上的個體經驗昇華為工業時代的集體寓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打工文學在樟木頭出租屋裏瘋長時，作家王十月曾形容其「帶着機油味的抒情方式」。這種粗糲美學恰恰構成了對精緻文學傳統的叛逆，當時人在梳理民間說唱藝術時，發現打工詩歌的韻律竟與百年木魚書存在隱秘的和鳴。這種古今對話在塞壬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中達到美學自覺，她筆下的工業區夕照與明清莞香商幫的暮色產生意象重疊。
六十後作家仍固守「榕樹頭講古」式的鄉土敘事，七十後則在《佛山文藝》的泛黃紙頁上建構打工美學神殿，而八十後網絡作家阿菩已將東莞元素植入《山海經密碼》的玄幻架構。這種代際鴻溝在二○二三年東莞文學季的研討會上形成激烈碰撞，中山大學謝有順教授尖銳指出：「當文學記憶失去連續性，任何創新都是空中樓閣。」
全球化敘事與在地域性書寫的角力日趨白熱化。詩人方舟筆下《在東莞的民間行走》試圖用GPS定位每個詩歌意象，卻被批評為「地理學的文學殖民」；而青年作家陳崇正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半步村敘事》，巧妙將寮步香市傳說轉碼為現代性隱喻。這種創作困境實質折射出城市的文化焦慮——正如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嶺南現代性》中所言：「當工廠流水線取代桑基魚塘，文學如何為消失的地景招魂？」
儘管正擬編選的《東莞文學大系》工程耗資龐大，但其編纂體例仍沿襲傳統地域文學選集模式。對比費孝通《江村經濟》之於吳江的文化賦能，或是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東莞作家尚未找到屬於自己清晰的文學坐標系。我不禁想起李歐梵意味深長的警示：「當城市淪為故事背景而非敘事主體，其文學終將成為無根浮萍。」
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藍圖上，東莞文學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需要作家們以考古學家的耐心挖掘文化基因，以建築師的智慧重構美學體系，更要以先知的勇氣直面精神荒原。或許正如可園以小見大、壺中別有天的造園哲學，文學的突圍從來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在歷史的褶皺處尋找新的生長維度。當第一縷晨光穿透厚街文閣的飛檐，我們依稀看見，那些散落在祠堂碑刻、廠房鐵皮與咖啡館筆電中的文字，正等待着特定的機遇，將它們熔鑄成新的文學圖騰！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灣區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 磊
東莞是世界製造業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城市敘事呈現多樣化。隨着社會的深入轉型與急劇嬗變，東莞的社會生活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城市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對於東莞而言，相對於內地城鄉的變遷，東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東莞城市敘事是這四十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因而對它的文學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又是東莞本土作家的一個天然優勢。
東莞文學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東莞製造」的實踐範本。在某種意義上，東莞文學的創作生態是大灣區文學創作生態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表性的意義。東莞文學作為一種動態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文學現象，持續刺激和活躍了當下的中國文壇，並隨着許多文化現象的出現而呈現出許多富有價值的新質。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誌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湧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作家群落，作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創作群落增多，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從不同角度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活、城市經驗與美學建構。隨着東莞文學的繁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象研究的深入，東莞文學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確立。在個案意義上，東莞文學對大灣區文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
一、 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
文字是人類抵抗遺忘的有效手段，這也是作家書寫的初心與意義所在。詹谷豐專注於歷史新散文創作，他的系列歷史散文《書生的骨頭》、《山河故人——廣東左聯人物志》、《半元社稷半明臣》、《一座城池的一百張面孔》等，鉤沉了東莞學人及文化賢達的文化形象，表現了一個地域群體的人文氣節、士人風骨、書生情懷和英豪氣概，從血脈、文脈和精神傳統上，書寫追尋理想、堅韌前行的文化人的命運。陳啟文的長篇紀實《海祭——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採用「國運與命運」的複調敘事，以一以貫之的敘事基調和歷史在場感，書寫了時空的滄桑感、歷史的興亡感和人生的命運感。丁燕的報告文學《等待的母親》以彭湃母親周鳳的百年人生經歷為主線，從一個特定角度勾連起百年黨史，為紅色文學的書寫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林漢筠的歷史文化散文《嶺南讀碑記》，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傳，沉鬱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澱互為印證相映成趣。彭爭武的長詩《虎門書》，「從空間中的時間，歷史中的現實，以及詩歌裏暗藏的人性輝光，共同講述了一個地方的靈魂。」（謝有順）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
除了底層寫作，東莞的文學創作還有不少關注反映改革開放題材的作品，這些文本與現實社會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係，再現了城市化背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生活圖景和精神徵象。胡海洋的小說《太陽轉身》，是後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書寫與經典敘事，折射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係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人等的時代命運。現居東莞的陳啟文的報告文學《為什麼是深圳》採取全域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軌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報告文學《東莞轉身》是一部紀實作品，敘寫東莞作為城市的普通狀態和東莞人的普通生活，透過地域性社會形態，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普通人的行為與福祉。她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新時代中國扶貧攻堅故事，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延續她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作特點。周齊林的《香港大命脈：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紀事》，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國家重大工程題材報告文學，記錄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的感人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國家目標起筆，是頗有價值的一次重要文學表達。陳璽的小說《珠江潮》通過生動的人物關係和特定歷史社會背景，描繪了一幅東莞與世界接軌、歷史與現實交匯的開闊恢宏的改革開放畫卷，反映了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人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與陳璽宏大史詩性敘事不同，莫華傑的小說《春潮》更帶有一種個體成長敘事性，敘寫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昂揚奮發的青春奮鬥史和時代新聲交響曲。吳詩嫻的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敘寫改革開放潮流裹挾下內地小縣城在萎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向上和向前的希望，揭示改革開放中多元文化思潮的衝突和激蕩。吳向東、屈中朝的報告文學《一座城和一群人》，通過東莞勞動者群像式的紀實故事，探索「東莞製造」成功背後的人文邏輯，書寫東莞經濟騰飛的真相。侯山河的散文集《知秋房記》，把東莞與浙南兩個地理意義上的符號，把東莞四十年那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用文學以史詩般的圖景概括並濃縮，為改革開放艱難而光輝的歷程抹上一個值得頌揚的範本。
三、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
真正使東莞文學開始走向繁盛的就是與「東莞製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學，東莞亦藉此成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命圖景成為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通過文學敘事來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衝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已經成為當代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等「工廠三部曲」系列作品，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最原生態的呈現。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互動狀態，塞壬的散文《無塵車間》，描寫現代化工廠裏的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裏的痛感和無感，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作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後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現場的直接參與者。她的散文被稱為「具有足夠的魔力、魅力和殺傷力」，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着追問，她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即為明證。周齊林的《底色》以逼真的細節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用細節叩問生命，細緻描繪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群像圖，引發對於農村現狀和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深度思考。彭爭武的詩集《尋找》，關注底層打工生活，在堅持底層敘事的同時打開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艱難的自我審視和確認，從而譜寫出一個時代變遷史和個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
四、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衝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城鄉衝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代文學的一個表達傾向。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以懵懂少年的視角，勾勒出了鄉間孩童嬉戲的童年歲月，描繪了一幅具有時代特色的塬上全景風情畫。他的小說《塬上童年》將童年的敘事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審美情趣，描寫一批典型農村人物的童年行跡及人物群像，展示了一幅風格濃郁獨特的渭北地域文化圖景。他的小說《風吹麥浪》，講述一群渴望走出農村、邁向城市年輕學子的成長故事，對改革開放初期鄉土中國的複雜呈現。《世界微塵裏》是莫華傑的自傳體長篇紀實作品，是一部難得的「青少年勵志範本」，以自己「一粒微塵」的飄浮，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映射一座城市的溫度和一個時代的變遷。陳啟文的報告文學《可可西里》，直觀地反映可可西里蒼涼、博大、雄渾、神奇的地貌帶給人的震撼，既是一部致敬生態文明之書，也是一部禮贊可可西里堅守精神之書。丁燕在散文《蝶變：一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家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她在為「盲流」恢復名譽，也在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而歌詠。謝蓮秀、香傑新的小說《東江謠》，以少年兒童的視角，描繪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發展、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和思想變化，並延伸出源頭的生態之美、嶺南水鄉的人文之美，呼喚人們的家園意識、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
在網絡、影視文學方面，卻卻、禾豐浪、求無欲、華髮生、陳長金、孔鑫雨、瓦力、王虹虹、打眼、環珮叮噹、穆肅等為代表的東莞網絡作家，立足東莞這片文學熱土，正一步步朝着更高更遠的網絡文學目標發展前行。
在文學評論方面，以柳冬嫵、胡磊、田根勝、嚴前海、曾海津、許澤平等為主要代表的評論家，關注本市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批評與研究，促進了東莞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他們重視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具有較強的批評活力。
五、餘論
作為國內新一線城市，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具有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從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所謂的灣區文學無疑只是一個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文學積澱和基礎。灣區文學確實已經成為具有鮮明代際特點或時代特徵的集區域性、階段性於一體的具有相當規模和成就的文學類型。灣區文學書寫不可能離開中國城市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一複合性背景，城與鄉始終是灣區文學賴以存在的雙重根基，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始終不可能離開熟悉的灣區生活場景，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是中國當代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隱喻。灣區文學具有社會學的觀察視角和認知價值，其生命力在於能否有效書寫當代中國尤其是城市化過程中新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以及能否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灣區文學如何反映灣區的文學現實？如何基於新的價值選擇而作出新的文化闡釋，如何尋求一種新的價值立場和言說方式，這應該是當前其普遍關切的現實問題，灣區文學遭遇的困惑必然也是中國文學遭遇的困惑。
（作者為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東莞市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