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著名學者、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玉山榮譽講座教授陳國球近年推出了兩部著作，分別為《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修訂版）與《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兩部著作凝聚了陳國球對於中國抒情傳統論的信念，為古典與現代找到對話的可能，在文學世界裏覓得人性的光芒。本版特約記者李浩榮三月初親赴台灣訪問陳國球教授，專訪中，陳教授將回應關於抒情傳統論的不同看法。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中國的抒情傳統論是您研究中的一大重點，請問您最早是在什麼時候接觸到這個理論的呢？
陳國球（以下簡稱「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冒起一群耀眼的青年學者，如龔鵬程、顏崑陽、蔡英俊、呂正惠、鄭毓瑜等，他們都是研究古典文學出身，常聚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們均意識到古典文學面對着現代社會的衝擊，並想方設法，與之回應。當時，高友工在台灣大學講學，形成一股熱潮，這些青年學者從高友工再追溯到陳世驤所提倡的中國抒情傳統論。這理論正好可以給予他們嶄新的角度去審視古典的淵源，與西方相對照。那時候，我在香港大學念碩士和博士，不時跟台灣這批青年學者通訊，當中便有討論到抒情傳統論。我沒有見過高友工，而蔡英俊和呂正惠上過高友工的課，私下也常跟老師請教。他們說，高友工聊天時，學術理路清晰易懂，不像讀他的著作那麼晦澀。同時，我又是《中外文學》的訂戶，而高友工的文章常在那雜誌上刊登，所以我對他的理論已有所涉獵。不但是高友工，那時我還讀徐復觀與王夢鷗等人的著作，他們的文藝觀點都有助於我建立自己的學術視野。
抒情詩傳統是中國文學的光榮
李：九十年代呢？
陳：九十年代，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班上有些來自大陸的學生，他們對港台海外的中國文學觀念所知不多，於是我便跟他們講述抒情傳統論。其中一位由我指導的博士生張暉，後來寫成《中國「詩史」傳統》。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抒情傳統與詩史之關係，寫得非常好。在科大時，楊牧是我的同事，他也是陳世驤的學生。他有一篇論文〈周文史詩：詩經大雅之一研究〉，這正好彌補了陳世驤的論述。因為從胡適、朱光潛、林庚，到陳世驤，都認為中國沒有史詩，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但楊牧認為《詩經》已有史詩了。張暉用「詩史」的研究去補充我的抒情傳統論，正如楊牧用史詩研究去補充陳世驤的論述一樣，都能夠豐富抒情傳統論的內涵。
李：抒情傳統論於冷戰時代被提出，有論者認為這是中西二元分立思維下的產物，是將中國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從這種思維方向出發，是無法真正尋出中國文學的價值。請問您怎麼看待這種評論呢？
陳：抒情傳統論的論述源頭可以追溯至晚清，當國人察覺到中西文學之異，首先關注到西方文學所有而中國文學所欠缺的方面，然後再發掘出中國文學之所擅長。前者是基於一種反思心態，中國社會積弱，中國文學有什麼不足呢？現在很多人批評這種心態不健康，但是我認為研究文化史，對前人抱有同情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後來國人發現中國的抒情詩早於西周便有着全面的發展，縱然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論述裏有提到抒情詩，但不成系統，西方着重的是史詩與悲劇。陳世驤特意指出抒情詩的傳統是中國文學光榮之所在。要了解陳世驤這理論，得從他五十年代的論文入手，如〈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研究「文學批評」的起源，就是為了理解中國的「文學」（始源是「詩」）觀念的最早構成方式，再發展成後來的各種文學樣態。在那篇論文裏，陳世驤聚焦探討「詩」字的由來，這思路一直延伸至他後期對抒情詩的頌揚。有些人批評抒情來自西方「Lyric」這概念，不適合套用在中國文學上。其實，「抒情」一詞我國古已有之，我在〈「抒情」的傳統〉便舉出大量的語例，歷代不斷。當然，借用抒情這詞語來翻譯「Lyric」，詞語的意涵會有所豐富，但我們不應該說抒情只是舶來品，便棄之不顧。
抒情傳統與其他傳統並非互相排斥
李：有論者認為中國文學有很強的敘事傳統，雖然高友工曾討論《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但論述時，已將敘述傳統消融於抒情傳統裏去。強調抒情傳統，會否使人忽略中國文學裏其他的傳統呢？
陳：林庚是朱自清的學生，年輕時期跟陳世驤也有所交往，朱、陳二家都是抒情傳統論的代表人物。林庚寫過《中國文學史》，文筆清麗，想像豐富；他強調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由於林庚不曾出國留學，他的論述是在中國境內完成。這也駁斥了有些人指斥抒情傳統論是西方漢學的產物。林庚指出中國的小說戲曲有很重詩的成份，這裏的詩不是指體裁，而是指作品精神洋溢着詩意，展露出作家內心與外部世界的對話，以心印心。高友工也有類似的看法，兩者是獨立的研究。當然，抒情傳統並不能解釋中國文學裏所有的現象，而是提供一個切入的角度，與解釋事情的方法。保羅．德曼有一部書叫Blindness and Insight，言學者看事物若有洞見，亦會有所不見。抒情傳統論為我們提供閱讀小說與戲曲的新角度，縱然有其盲點，也不足為奇。
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指出中國史傳文學以故事為主體，而非像西方的歷史著作般，依年份紀事。普實克說這就是抒情詩作用的反映——著者根據他對歷史的認知，選取他覺得有代表性的事件，串聯起來，以展現歷史人物的性情。故普實克認為，在中國，史即詩。學者研究問題，最好是既見樹又見林，而抒情傳統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野，依着這框架，我們可以找到新的微觀切入點。中國文學有不同的文體，但當中以詩最為重要，幾乎每一個士大夫都寫詩，詩貫穿了士大夫的生活與思維。如果我們用詩化的角度去解釋其他的古典文類，那又有何不可呢？當然，自晚清梁啟超大力提倡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以後，詩是否再有凌駕之地位，這一點可以商榷。但是，不要忘記梁啟超本身就寫下大量的詩作，而他指出小說支配人心的力量，在於「熏、浸、刺、提」，這些都是講人心與外部世界的呼應，也是中國詩論一直追求的抒情精神。
中國詩歌另一特色是以小寓大，善用象徵。且看小說與戲曲，如《黃粱夢》、《紅樓夢》，皆是藉夢幻仙境來象徵人世，這不就是詩歌手法的挪借嗎？
有些研究小說戲曲的同道覺得抒情傳統論很霸道，好像抒情詩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那或許是受到陳世驤那篇演講辭〈論中國抒情傳統〉的錯誤翻譯影響。過去將講辭裏「tradition」一詞，譯作「道統」，顯得唯我獨尊，那完全是誤譯。「Tradition」該譯作傳統，而抒情傳統與其他傳統並非互相排斥的。我最不想把抒情傳統變成一種意識形態。
李：在〈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中，陳世驤對美刺傳統不以為然。然而，有論者認為中國文學受禮教傳統影響甚深，若然抒情傳統論排拒禮教傳統之影響，那是從根本上就無法把握中國文學的特色。對此，請問您有什麼看法呢？
陳：抒情一詞，見於《楚辭．九章》「發憤以抒情」，自此以來，便一直跟政治掛鉤。美刺傳統一直是中國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跟抒情傳統是沒有衝突的，兩者都是抒發個人感受的一種方式。張淑香便是從「詩可以怨」這一點來解釋抒情傳統。
抒情傳統論核心在人與外部世界的對話
李：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出現了很多宏大敘事的文學，如革命文學與「紅色史詩」等。這塊文學版圖是否屬於抒情傳統論所無法進入的領域？
陳：王德威近年在大陸的主流學府講授抒情傳統論，將抒情傳統論擴展至現代藝術的領域，這是在五四以來政治與文學結合的論述外，另闢出一個新的闡釋角度。其實，陳世驤生前已很關注「紅色詩歌」，他曾主持一項研究計劃，蒐集和分析大躍進時期的大陸詩歌。這些民間的「紅色詩歌」常給人千人一面的印象，但陳世驤認為無論作品如何教條，當中總能找到人性的一面。而夏志清也做過類似的研究，他研究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小說，從千篇一律的敘述中，夏志清依然能找到具有人性的刻劃。可見，哪怕在一個講求鬥爭的年代，我們仍然看到親情、尊師等情節，人文精神並沒有被磨滅。這當然不是一種主流的聲音，而學者們（如現在的王德威）正要將這些潛藏的聲音發掘出來。唯物論強調環境與政治之關係，至於精神與情感皆被視為虛幻。我反而認為這些看似虛幻的情感倒是真真實實的，假如我們無法看見，那只能寄予同情。
李：您認為前輩學者對抒情傳統論的定義，是否具有指導作用？這理論核心不變的概念又是什麼呢？
陳：當我論述抒情傳統時，不會被陳世驤或高友工的見解所束縛。黃錦樹借用英國歷史學家兼作家霍布斯邦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來分析抒情傳統論之創建，指出一個意念只要被人們不斷大量論述，久而久之，便會成為一個傳統。正如人們以為男子穿蘇格蘭裙是蘇格蘭悠久的傳統，但其實歷史甚短，只是給予人們很深的印象。抒情傳統論是現代學者發明之理論，這說法我不反對，我只渴求從古典中尋找資源來跟現代對話，並豐富我們現在生活之意義。抒情傳統論有其出發點，但在發展的過程中會不斷變化。這世界沒有東西是不變的，如果不變，那樣事物便會顯得僵化，失去生命力。即使古代，建制力量用科舉制度將儒家思想固定下來，但還有科舉制度以外的人去尋求突破。抒情傳統是一個標籤而已，我不介意換上其他的字眼。像陳平原，他便是用「詩騷傳統」來描述中國文學的特質。那是他博士論文的觀點，當時他大概沒有讀過陳世驤，而是受到普實克的影響。可見，不管從何種的學術訓練切入，大家同樣見到中國文學裏以詩作為核心的一面，即使小說也可以有很強詩的成份。我覺得抒情一詞及其相關的觀念在古典文學裏頻繁出現，用來描述中國文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特質是最恰當不過。全由西方的角度去論述中國文學並非我的本願，我希望從中國傳統裏找到論述的資源。我認為抒情傳統論最核心的觀念在於人與外部世界的對話，對話不同於抒發，不是作者自己講完了話便算數；作品裏也要回應外部世界如何給予我回應，草木的榮枯、天氣的陰晴、政治的轉變，如何刺激我的感受。西方文學當然也有這些的東西，但不及中國文學那麼強調這抒情的面向。你可以不認同我的說法，但至少你聽過有這麼一個角度，日後你讀中國文學時，不妨拿這個角度來看看合理不合理。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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