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著名詩人、作家胡燕青研讀唐詩半生、唐詩亦是她最重要的文學養份，最近出版普及讀物《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力求帶大家進入唐詩的世界，細味詩人的心情，感受詩歌的美。藉此機緣，本版特約記者與胡燕青做了專訪，進行多角度發掘了解，包括對李賀的重新解讀、多位詩人的另一面、好詩的標準、新詩唐詩技巧怎樣吸收轉化等，可謂別出心裁、眼界大開。
唐代詩人冠軍李賀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裏，論李賀的有三個章節，是全書之冠，比杜甫還要多。您的碩士論文是研究李賀，能請您談談當時的學習和研究嗎？二十世紀下半葉，港台文壇有一段時間十分推崇李賀超現實主義的詩風，這點您反而沒有怎麼提及，為什麼呢？
胡燕青（以下簡稱「胡」）：你問得很好。其實我寫杜甫的篇幅更多，後來我和出版社覺得書太厚不好，全書目前「減磅」五分一，是不想嚇怕中學生。我們抽起了兩篇長稿，其中一篇是寫杜甫的，當年他和另外四位詩人登上今日西安的大雁塔一起寫了詩，惜五詩僅存四首，這篇文字就是比較那四首詩的，但集中寫杜甫。日後有機會，我會將之放另一書裏。
我研讀李賀，是因為喜歡他。我的指導老師是羅忼烈教授。他本想我研讀李清照的，但她非我心所愛。那時我把李賀的詩讀來讀去，也讀了不少寫他的論文，但仍然不太能掌握學術界裏深受樸學影響的論文寫法，覺得這種寫法不夠「爽」，不能暢所欲言。到最後，我還是用了自己喜歡的比較感性的文字來表達個人對李賀的真心看法，這碩士論文結果寫了十萬字。多年後港大通知我，那論文獲得優秀論文的獎項，讓我很開心。
當時，使內地、港、台群眾都喜歡上李賀詩的有兩個人。他們影響力極大。一位是毛澤東，他自己的詩裏有引用李賀名句的，例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唱雄雞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其中化用了李賀的「雄雞一聲天下白」等都是例子。而台灣那邊的大詩人余光中教授早年也寫過〈象牙塔到白玉樓〉（《逍遙遊》，台北：文星，一九六五年）一文，深深吸引着我。李賀的生命很悲苦，命運使他無法不以不正常的高速成熟，繼而寫出他那些千古傳誦的、對天地時間的質疑聲音。所謂超現實主義，與李賀有何關係？對他而言，這些想像空間都是他扭曲了的現實。他的詩其實和日常生活相關的也很多，只不過他的想像力比別人好，很年輕就能做到韓愈的「惟陳言之務去」而已，死亡已在眼前了，寫幽冥世界的多一點，也很「現實」。
李：李賀早夭，論李賀那章裏您提到，若以二十七歲為截止年齡，李賀當是唐代詩人的冠軍。我們都聽過李賀騎驢覓詩的故事，為寫詩費煞苦心，那麼李賀算不算是天才型詩人？另，唐代詩人之中，有沒有哪一位本是資質平庸，經過後天的磨練而成為大詩家？
胡：你的問題是李賀算不算天才型詩人，這真是個可愛的問題。我無法回答「不算」，但唐代哪個著名的詩人不是天才型的呢？一切都只是相對而言。李賀、李商隱比較早熟，這一點我相當肯定。然而這也是生活艱苦所致。王勃於二十六歲早夭，也很有才華，可是，他小時的生活就寫意多了，考慮的事情也不會像二李那麼深。但這些詩人，差不多每個都知道苦讀的重要，這當然包括王勃。〈與元九書〉裏白居易說自己如何讀書，其艱苦程度也真嚇壞人。當年考A-level之前的兩個月，也未試過這樣「苦」。
好詩必須「感人」
李：書裏您評李白〈贈汪倫〉，認為是一首平庸之作。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
胡：我文中有一個小標題，叫做「李白對李白」，目的就是想讓讀者知道若拿這首詩和李白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較，〈贈汪倫〉是比較平庸的。「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這是很難回答的大問題，光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寫一本書。如果在很多標準中硬要選一個必不可少的，我會說好詩必須「感人」。千古傳誦之作，莫不如此。我在《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中選的詩，全都先能感動我。唐代大家，沒有一個不是文字藝術的高手，這一點，反倒不必詳論了——這是基本條件吧？
李：論王維那一章，您讚賞王維是內功高手，而李白則外功上乘。「內功」究竟是指什麼？
胡：這也是相對而論的。李白對強大事物反應也很強大。例如月亮、酒、江水、離別、對仙道的嚮往、對受肯定的追求等等都是。他的氣場大家都感受得到。他筆下的宏大信念和前進氣勢，同樣需要天地的遼闊來引發。他的浪漫和天地的巨流絕無違和感，大起大落，如同海嘯。即使在哀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時，他的心情還是呼嘯而「出」的。「兩岸青山相對出」——他的生命總是一壺又一壺，一山接一山，一水連一水的。動作最小的一次，算是「玲瓏望秋月」吧。但這個「望」字還真是用得快、狠、準，咬住不放的感覺十分強烈。
至於王維，則也有力大無窮的時刻。在寧夏黃河旁邊的山上，有一個王維的塑像，旁邊寫了他兩句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論寬度，王維能寬。不過無論他視野怎麼寬闊，他都很安靜。「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的動作同樣是滲透式的，像靈修，像發呆，像剛從睡夢中醒轉，他聽見微細的聲音，連花瓣墜落的氣流和着地之聲也不例外。他寫「月出驚山鳥」。即使用上了「驚」字，那種寧靜還能最終浮到面上來。
李：鍾嶸《詩品》認為抒情詩寫景當以即目所見為貴，寫景若用典則不免予人隔膜之感。您評杜牧時選了他的〈早雁〉，此詩第三、四句寫景之語便用上了「金銅仙人」與「陳皇后」的典故，頗得您的欣賞。寫景時用典，該如何處理，才算高妙呢？
胡：用典用故，是詩人永恆的誘惑，因此，我們只須談論他是否用得好。在唐代，杜牧的目標讀者也許不像我們那樣，讀詩時總須要查很多書，也許當年的讀者是一看就懂得他在說什麼。因此，衡量該典該故是否用得恰當，才是最重要的。杜牧寫的是走難的同胞，他用宮闕之中求長生、求榮寵的操作來做孤雁（難民）的背景，對照出宮廷內外的追求，十分有感染力，再合適不過。
李：對於唐代的大詩人，後世不乏批評，如「（孟）郊寒」、「白（居易）俗」，又如批李商隱詩用典過多、隱晦難懂，而韓愈則追求奇險，但您在評析上列的大詩人時，都沒有標出他們有這些的問題。您是否不認同這些評價？
胡：我選的詩，其實真有點對這些說法的反叛。書裏這些詩，很多都不是按照其為人詬病之處選用的，反之，我想讀者看到他們的另一面。批評是很容易的，對嗎？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古代批評家提及的這些缺點（尤其同意白居易的「俗」），而是想指出他們不止於如此，故都成了大詩人。韓愈的〈落齒〉是最明顯的。如果用典不好，通俗不好，奇險不好，寫得明明白白的不好，深藏不露的更不好，詩的道路豈非十分狹窄？白居易的俗是為了貫徹他的文學觀念，但他的雅，年輕讀者好像不十分掌握。所以，我在「多讀一兩首」的部分才提出〈錢塘湖春行〉而不是〈秦中吟〉。說到底，我就每個詩人才說了那麼一兩首，難道可以隨便一概而論嗎？即使古人那些都是已經建立的評價，我還是想說自己想到的。
學習古代詩人的想像、觀察
李：論柳宗元那一節，您談到余光中的散文與柳詩在技巧上相似之處。若以寫作新詩而論，閱讀唐詩時，我們可以怎樣吸收、轉化當中的技巧？有什麼地方該學？有什麼地方不該模仿？
胡：我的建議是學習古代詩人想像的方向，而不是其格律、押韻或步調。柳宗元的詩現在能讀到的較少，但從他寫作的幅度看，我們可以肯定他有非常深刻的情懷和寫作視野。柳宗元和余光中的寫作溫度和語速，其實是很不同的，但這首〈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放飛思緒的方向卻特別相像，例如看山、思鄉、山猶如牙齒的尖與劍芒的鋒利、分身為多人的想法都一樣。如果說余光中教授沒受過這首詩影響，那我只能說他們的想像力和審美驚人地相似了。
讀詩之後寫詩，不能生硬地學，或逐句學。多讀、消化了，寫作之人喜愛的古人風格自然會從作品中流露出來。我覺得自己要學習的地方是詩人的觀察方法，而不是句法。聞一多說可以用格律做自己的腳鐐，戴着來跳舞才顯出工夫。但寫詩不是在顯工夫，而是表達自己的感情和看法。Poets are not trying to impress. They try to express. 他寫得最好的詩，例如〈奇蹟〉，就沒有戴着腳鐐寫。
李：論李商隱那一章，您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義山是巴洛克詩人。從相同角度，唐詩與英美詩，還有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地方？
胡：唐詩和英文詩，其實很難比較。首先，唐代始於西元六一八年，那時英語還未成形。不過，李商隱和李賀的作品，確實有濃厚巴洛克色彩，夾在兩人中間的最主要詩人杜牧卻沒有。因此，這可能不是時代的產物。我比較相信那是性格使然。
唐詩和英詩，可比之處不多，這也許是文化的問題。英詩很受基督教和希臘文化影響，唐詩則充滿儒道釋的價值觀。唐代完了，中國人去發展別的文類，英詩這時才以讀不懂的古典英語出現，故語言上的比較兩者可謂無從入手。如果還有可比的內容主題，應是對大自然的閱讀和對愛情的反應，這可能是最近人情的了。
李：您近年到各地旅遊，寫了不少的遊記文章。有沒有一些到中國大陸旅行的經驗，會有助於您對唐詩的理解？
胡：我有時也會專門到詩創作的「現場」去看看，例如去威爾斯追蹤R. S. Thomas的腳印。不過，大都很失望。上次到西安，我特意走上大雁塔最高處去看杜甫、岑參、高適等五人鬥詩的遺跡。一點都沒有了。去看陽關，要舉頭遠望才看見那麼一小點。杜甫的草堂是去過的，但不知草木是否原來的那些品種了。李白的白帝城早給三峽大壩的水利工程淹沒了。幸好黃河還在流動，長江還在拐彎，岑參的雕像還在吐魯番的小博物館裏默默地站着；可喜韓愈的潮州，城頭有個介紹他的小館子，廣濟橋的浮舟，仍每日按時開合。金陵的荒涼，已經給今日再度繁華的南京取代。讀詩，還是得用點想像力，回到唐代的處境裏去讀，大概這才會看到劉禹錫筆下的「真國色」。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版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解「我」三部曲感賦一首（外一首） ●張志豪
解「我」三部曲感賦一首
詩篇感賦託驚鴻，三省吾身蝶夢中。
細意求尋心理路，無塵明鏡亮真容。
〈讀《一瓦之緣》〉
而立憑緣渡海來，從文磨礪眼光開。
當年一別又相見，思緒紛紜起樂哀。
（張志豪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文學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本版執行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璞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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