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香港教育通》編輯
受訪者：香港立法會議員、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會長 尚海龍
香港教育通（以下香）： 香港的整體優勢在哪裡？尤其在教育板塊，為什麼能吸引大量高才子女來港插班？
尚海龍（以下尚）： 香港吸引高才子女的核心優勢，根源在於“一國兩制”下的教育獨特性，具體可歸納為三點：
第一是辦學主體多元化，這是香港教育的“基礎優勢”。香港的辦學主體包含教會辦學、私人辦學、國際品牌機構辦學及官方津貼學校，不同類型學校對應不同家庭需求——教會辦學契合多元信仰需求，官方津貼學校（基本免學費）適合對學費敏感的家庭，直資學校則滿足中產家庭對孩子興趣發展、英文教育的更高訴求，國際學校則對接全球化升學路徑。這種多元化本質是對“全人教育”的尊重，能實現“因材施教”。
第二是升學出路多元化，這是高才家庭最看重的“結果優勢”。香港的課程體系兼容DSE、IB、A-Level等多種路徑：DSE可對接香港本地升學、內地高校及海外認可院校；IB和A-Level則更適配歐美留學；若孩子在港通常居住滿7年，還可通過“僑生聯考”回內地升學。可以說，香港就像“教育升學驛站”，無論選擇本地、海外還是內地，都能找到適配路徑，這解決了高才家庭對子女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焦慮”。
第三是教育資源公平性，這是相對內地的“差異化優勢”。不少高才家長反饋，香港教育不綁定“購買力”——無需購買豪宅，只要租住在優質校網，憑租約地址證明就能申請對應學區學校；且全港中小學每年都有插班考試，只要學生適應香港教育、足夠努力，就有機會入讀心儀名校。對比內地部分城市教育資源與戶口、住房綁定的情況，香港的“唯才是舉”讓家長更有安全感，也避免了“一入學校定終身”的局限。
正是這三點優勢，讓子女教育成為高才選擇來港的核心誘因——數以萬計的高才願意放下原居地的舒適圈、社交關係“闖香港”，本質是對香港教育能滿足子女全人發展的認可。而這一需求也反哺香港：既緩解了人口流失壓力，也為香港下一代培育、經濟多元化發展奠定基礎。
香： 大量內地插班生湧入，對香港本地教育是否會產生衝擊？長遠來看，對香港社會有何影響？
尚： “影響”是中性詞，不能簡單等同於“負面衝擊”。要客觀看待此問題，需先回顧2022年香港的教育與人口背景——當時疫情未退，香港人口從疫情前高峰減少約40萬，生育率下降、移民潮疊加，導致學校普遍面臨“生存危機”：直資名校（依賴學費收入）因生源不足喊“救命”，公費學校出現“殺校潮”，國際學校信心受挫。
而高才政策帶來的變化是“逆轉性”的：過去兩年九個月，香港人口回升至758萬（接近疫情前水平），教育領域最直觀的改變是——直資學校“一票難求”，原本計劃“殺校”的學校大多能組1-2個班，避免了停辦危機；國際學校也重拾信心，如包玉剛國際學校、英基學校紛紛拿下九龍塘舊校舍，新增1000個學額——這些學額並非“香港本土新生人口填補”，而是靠高才子女支撐，本質是為香港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
長遠來看，這種“影響”是積極的：一方面，生源充足讓學校得以存續，進而保留優質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高才子女來自全球（不僅是內地，還有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多國），能推動香港校園的“文化多元化”——不同背景、世界觀的孩子融合，恰好契合香港“多元包容”的城市特質，這也是香港教育的魅力所在。
當然，也有人擔心“高才子女會擠壓本地生升學空間”，但數據不支持這一焦慮：香港大學聯招（JUPAS）整體錄取率長期穩定在36%-39%，且未來本地生源會逐步減少——2028-2029學年後，“雙非子女”生源將斷崖式下降，加上龍年過後本地出生人口進入“小年”，未來本地生的升學競爭反而會“變得越來越小”。真正需要關注的，是如何通過政策優化（如擴大優質學額），讓高才子女與本地生“共同受益”，而非陷入“零和博弈”的誤區。
香： 內地插班生有哪些特點？他們注重“分數導向”，與香港“全人教育”是否存在適配問題？對大學聯招競爭是否有加劇？
尚： 首先要糾正一個認知：高才子女並非“全是內地生”，而是來自全球，只是內地比例較高。若單看內地插班生，有兩個明顯特點：
一是“名校情結較突出”，這與部分香港家長相似——名校意味著“可參考的質量標準”，家長認為能讓子女的升學路徑更清晰。這一特點也帶來了積極變化：2024年香港大學聯招中，有內地插班生成為“五星狀元”；一些過去知名度不高的學校（如復聯中學），也因內地插班生的優異表現連續兩年出狀元，倒逼香港學校更重視學業質量，形成“良性競爭”。
二是“課外發展需補強”，這是與香港“全人教育”的主要磨合點。內地插班生普遍對學業專注度高，但在香港重視的“第二課堂”（如社團活動、興趣培養）上存在短板——尤其臨近升學的中三、中四學生，因急於適應考試體系，往往會優先聚焦分數，忽略課外能力提升。但低年級（如小四以下）學生因升學壓力小，更易以平和心態融入多元教育，這種差異本質是“適應階段的階段性問題”，而非“理念衝突”。
至於“加劇大學聯招競爭”，目前來看無需過度擔憂：一方面，聯招錄取率未出現明顯波動；另一方面，大學專業調整才是影響錄取的關鍵——近年香港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數字科技等熱門專業（如嶺南大學、教育大學新增人工智能專業），同時縮減部分傳統專業名額，導致“同分數去年能進、今年進不了”，核心是“專業名額變化”而非“高才子女擠壓”。
更重要的是，高才子女帶來的“多元化視角”，對香港教育是“補充”而非“衝擊”。香港教育本就強調“欣賞不同學生的閃光點”，內地插班生的“學業專注”與香港學生的“課外活躍”結合，能讓校園更具活力，這正是“全人教育”的應有之義。
香： 當前高才子女插班的主要難點是什麼？如何幫助他們入讀滿意的學校？
尚： 核心難點是“供需矛盾”——高才子女對優質學額的需求持續增長，但香港優質學額數量長期不變，甚至因區域發展失衡而“萎縮”。具體可從兩方面分析：
一方面是“區域資源失衡”。民間所謂的“Band 1名校”（政府從未官方劃分，屬民間排名）多集中在發展成熟的區域，而老城區（如黃大仙、牛池灣、港島西區）因人口老齡化、無新樓落成，學校即便努力也難吸引生源——這些區域的學校平均房齡超35年，定居人口以老年人為主，生源自然不足，即便有優質教育理念，也受限於“地理位置”。
另一方面是“辦學模式限制”。香港優質學校多為“單區辦學”，很少出現“港九新界同品牌分校”——官立學校、直資學校均無“集團化辦學”案例，導致優質資源無法擴散。比如培僑書院現有1.2萬人規模，若能在新界北開設分校，可大幅緩解學額壓力；但目前受限於辦學政策，優質學校只能“扎堆在固定區域”，無法覆蓋更多需求。
破局思路有兩個方向：
一是“推動集團化辦學”，鼓勵優質名校通過“跨區建校”“品牌輸出”擴大覆蓋——比如讓培僑書院、喇沙書院等名校在新界、九龍新增校舍，或通過“聯合辦學”將優秀校長、教師資源輸送到生源不足的學校，提升整體教育質量。
二是“適度擴容班級規模”。香港中小學普遍實行“30人小班制”，但部分校舍完全可容納32-35人——在保障教學質量的前提下，適度擴容能快速增加優質學額，同時通過“教師優化組合”避免“殺校”，讓優質學校的“教育價值最大化”。
此外，政府也需正視“民間排名”的積極意義——民間對“Band 1/Band 2”的劃分，本質是家長對優質教育的訴求，可借此推動學校反思“為何排名靠後”，進而改進教學、優化地理位置劣勢（如增設跨區校車），形成“以需求促提升”的良性循環。
香： 高才插班生在融入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問題？高才通協會有哪些措施幫助他們適應？
尚： 高才插班生的融入問題，主要集中在“信息差”“語言關”“心理適應”三方面，我們協會針對性做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是“打破信息差”，解決“選校盲目性”。很多高才家長通過小紅書、抖音了解香港學校，但博主分享多為“個人體驗”，覆蓋範圍有限（不可能同時體驗多所學校）。我們聯合教育工作者、學校校長、家校委員會，組織“探校活動”——從維多利亞幼稚園到北區、九龍、港島的中小學，開放校門讓家長實地考察，甚至允許直播分享；目前已覆蓋數十所學校，幫助家長客觀了解不同學校的辦學特色，避免“跟風選校”。
第二是“攻克語言關”，緩解“溝通焦慮”。粵語是不少內地插班生的“第一道坎”，我們不僅開設免費粵語培訓班，還推動政府增加公立粵語課程資源——讓孩子在入學前就能掌握基礎溝通能力，避免因語言障礙影響學習和社交。
第三是“助力課程與心理適應”。我們曾與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溝通，推動開設“暑期適應班”，幫助插班生提前熟悉香港課程體系（如DSE考試模式、課堂互動方式）；同時也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態——部分孩子因“陌生環境”“朋友變少”產生孤獨感，甚至覺得“被歧視”，這需要學校和社會共同努力：學校應多關注插班生的情緒變化，社會則需摒棄“分別心”——有香港身份證就是“香港人”，不能因“非土生土長”就排斥，唯有包容才能讓孩子真正融入。
我們做這些工作時堅持“零收費”，本質是希望高才家庭感受到“香港的善意”——教育不僅是“福利”，更是《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第36條規定，香港居民除選舉權、被選舉權外，其他福利與本地居民一視同仁），只有保障好高才子女的教育需求，才能讓高才“安心留港、扎根香港”。
香： 高才子女未來大概率在香港生活、工作，10-20年後，他們對香港社會、內地社會，以及兩地文明交流將產生哪些影響？
尚： 若拉長時間線，高才子女將成為“連接香港與內地、對接全球”的重要紐帶，這種影響會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是“緩解香港老齡化，推動產業升級”。香港當前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高才子女的湧入相當於為香港“儲備年輕人口”——10-20年後，他們將成為香港勞動力市場的中堅力量，且這批孩子成長於“多元教育環境”，兼具內地根基與國際視野，能為香港“新型工業化”“數字經濟”等產業升級提供人才支撐。例如現在高才家長中，有不少是科技領域的企業家（身家合計超2000億），他們的子女未來可能在香港創業，帶動新產業發展，打破香港傳統產業“路徑依賴”。
第二是形成“高二代現象”，塑造香港新的“社群文化”。高才子女多在2023-2025來港，共同的“插班經歷”“適應記憶”會讓他們形成獨特的身份認同——未來聚會時，一句“你父母是高才來港的嗎？”就能產生共鳴。這種“社群紐帶”會讓他們更注重“多元包容”，進而影響香港社會的文化氛圍：既保留香港“秩序井然、尊重規矩”的傳統，又融入內地“積極進取、務實創新”的特質，形成更具活力的城市文化。
第三是“推動兩地文明互鑒，助力思維出海”。對高才子女而言，香港是“了解一國兩制、對接全球”的“訓練營”：他們在香港接觸70多個國家的同學（如李寶春國際學校），未來可能成為外交官、企業家，在全球舞台上搭建“人脈網絡”；若回到內地，他們能將香港的“國際化視野”“規則意識”帶回，推動內地與國際接軌；若走向海外，他們也因“香港經歷”更易適應多元文化——這種“双向橋梁”作用，能讓兩地優勢互補，比如內地的“產業基礎”與香港的“國際資源”通過他們實現更高效的對接。
更重要的是，这批孩子成长于“全人教育”环境，既能吸收内地“重视学业”的优势，也能培养香港“注重课外能力”的特质，最终实现“全人发展”。从长远看，他们不仅是香港的“未来”，也是两地共同的“宝贵资源”——只要香港持续优化教育政策、保持包容心态，就能让高才子女真正“扎根香港、服务两地”，为“一国两制”实践注入更持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