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香港教育通》小红书、微信号编辑
受访者：香港立法会议员、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 尚海龙
香港教育通（以下香）：香港的整体优势在哪里？尤其在教育板块，为什么能吸引大量高才子女来港插班？
尚海龙（以下尚）：香港吸引高才子女的核心优势，根源在于“一国两制”下的教育独特性，具体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是办学主体多元化，这是香港教育的“基础优势”。香港的办学主体涵盖教会办学、私人办学、国际品牌机构办学及官方津贴学校，不同类型学校对应不同家庭需求——教会办学契合多元信仰需求，官方津贴学校（基本免学费）适合对学费敏感的家庭，直资学校则满足中产家庭对孩子兴趣发展、英文教育的更高诉求，国际学校则对接全球化升学路径。这种多元化本质是对“全人教育”的尊重，能实现“因材施教”。
第二是升学出路多元化，这是高才家庭最看重的“结果优势”。香港的课程体系兼容DSE、IB、A-Level等多种路径：DSE可对接香港本地升学、内地高校及海外认可院校；IB和A-Level则更适配欧美留学；若孩子在港通常居住满7年，还可通过“侨生联考”回内地升学。可以说，香港就像“教育升学驿站”，无论选择本地、海外还是内地，都能找到适配路径，这解决了高才家庭对子女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焦虑”。
第三是教育资源公平性，这是相对内地的“差异化优势”。不少高才家长反馈，香港教育不绑定“购买力”——无需购买豪宅，只要租住在优质校网，凭租约地址证明就能申请对应学区学校；且全港中小学每年都有插班考试，只要学生适应香港教育、足够努力，就有机会入读心仪名校。对比内地部分城市教育资源与户口、住房绑定的情况，香港的“唯才是举”让家长更有安全感，也避免了“一入学校定终身”的局限。
正是这三点优势，让子女教育成为高才选择来港的核心诱因——数以万计的高才愿意放下原居地的舒适圈、社交关系“闯香港”，本质是对香港教育能满足子女全人发展的认可。而这一需求也反哺香港：既缓解了人口流失压力，也为香港下一代培育、经济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
香：大量内地插班生涌入，对香港本地教育是否会产生冲击？长远来看，对香港社会有何影响？
尚：“影响”是中性词，不能简单等同于“负面冲击”。要客观看待这一问题，需先回顾2022年香港的教育与人口背景——当时疫情未退，香港人口从疫情前高峰减少约40万，生育率下降、移民潮叠加，导致学校普遍面临“生存危机”：直资名校（依赖学费收入）因生源不足喊“救命”，公费学校出现“杀校潮”，国际学校信心受挫。
而高才政策带来的变化是“逆转性”的：过去两年九个月，香港人口回升至758万（接近疫情前水平），教育领域最直观的改变是——直资学校“一票难求”，原本计划“杀校”的学校大多能组1-2个班，避免了停办危机；国际学校也重拾信心，如包玉刚国际学校、英基学校纷纷拿下九龙塘旧校舍，新增1000个学额——这些学额并非“香港本土新生人口填补”，而是靠高才子女支撑，本质是为香港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
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生源充足让学校得以存续，进而保留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才子女来自全球（不仅是内地，还有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多国），能推动香港校园的“文化多元化”——不同背景、世界观的孩子融合，恰好契合香港“多元包容”的城市特质，这也是香港教育的魅力所在。
当然，也有人担心“高才子女会挤压本地生升学空间”，但数据不支持这一焦虑：香港大学联招（JUPAS）整体录取率长期稳定在36%-39%，且未来本地生源会逐步减少——2028-2029学年后，“双非子女”生源将断崖式下降，加上龙年过后本地出生人口进入“小年”，未来本地生的升学竞争反而会“越来越小”。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政策优化（如扩大优质学额），让高才子女与本地生“共同受益”，而非陷入“零和博弈”的误区。
香：内地插班生有哪些特点？他们注重“分数导向”，与香港“全人教育”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对大学联招竞争是否有加剧？
尚：首先要纠正一个认知：高才子女并非“全是内地生”，而是来自全球，只是内地比例较高。若单看内地插班生，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名校情结较突出”，这与部分香港家长相似——名校意味着“可参考的质量标准”，家长认为能让子女的升学路径更清晰。这一特点也带来了积极变化：2024年香港大学联招中，有内地插班生成为“五星状元”；一些过去知名度不高的学校（如复联中学），也因内地插班生的优异表现连续两年出状元，倒逼香港学校更重视学业质量，形成“良性竞争”。
二是“课外发展需补强”，这是与香港“全人教育”的主要磨合点。内地插班生普遍对学业专注度高，但在香港重视的“第二课堂”（如社团活动、兴趣培养）上存在短板——尤其临近升学的中三、中四学生，因急于适应考试体系，往往会优先聚焦分数，忽略课外能力提升。但低年级（如小四以下）学生因升学压力小，更易以平和心态融入多元教育，这种差异本质是“适应阶段的阶段性问题”，而非“理念冲突”。
至于“加剧大学联招竞争”，目前来看无需过度担忧：一方面，联招录取率未出现明显波动；另一方面，大学专业调整才是影响录取的关键——近年香港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热门专业（如岭南大学、教育大学新增人工智能专业），同时缩减部分传统专业名额，导致“同分数去年能进、今年进不了”，核心是“专业名额变化”而非“高才子女挤压”。
更重要的是，高才子女带来的“多元化视角”，对香港教育是“补充”而非“冲击”。香港教育本就强调“欣赏不同学生的闪光点”，内地插班生的“学业专注”与香港学生的“课外活跃”结合，能让校园更具活力，这正是“全人教育”的应有之义。
香：当前高才子女插班的主要难点是什么？如何帮助他们入读满意的学校？
尚：核心难点是“供需矛盾”——高才子女对优质学额的需求持续增长，但香港优质学额数量长期不变，甚至因区域发展失衡而“萎缩”。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是“区域资源失衡”。民间所谓的“Band 1名校”（政府从未官方划分，属民间排名）多集中在发展成熟的区域，而老城区（如黄大仙、牛池湾、港岛西区）因人口老龄化、无新楼落成，学校即便努力也难吸引生源——这些区域的学校平均房龄超35年，定居人口以老年人为主，生源自然不足，即便有优质教育理念，也受限于“地理位置”。
另一方面是“办学模式限制”。香港优质学校多为“单区办学”，很少出现“港九新界同品牌分校”——官立学校、直资学校均无“集团化办学”案例，导致优质资源无法扩散。比如培侨书院现有1.2万人规模，若能在新界北开设分校，可大幅缓解学额压力；但目前受限于办学政策，优质学校只能“扎堆在固定区域”，无法覆盖更多需求。
破局思路有两个方向：
一是“推动集团化办学”，鼓励优质名校通过“跨区建校”“品牌输出”扩大覆盖——比如让培侨书院、喇沙书院等名校在新界、九龙新增校舍，或通过“联合办学”将优秀校长、教师资源输送到生源不足的学校，提升整体教育质量。
二是“适度扩容班级规模”。香港中小学普遍实行“30人小班制”，但部分校舍完全可容纳32-35人——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容能快速增加优质学额，同时通过“教师优化组合”避免“杀校”，让优质学校的“教育价值最大化”。
此外，政府也需正视“民间排名”的积极意义——民间对“Band 1/Band 2”的划分，本质是家长对优质教育的诉求，可借此推动学校反思“为何排名靠后”，进而改进教学、优化地理位置劣势（如增设跨区校车），形成“以需求促提升”的良性循环。
香：高才插班生在融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高才通协会有哪些措施帮助他们适应？
尚：高才插班生的融入问题，主要集中在“信息差”“语言关”“心理适应”三方面，我们协会针对性做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是“打破信息差”，解决“选校盲目性”。很多高才家长通过小红书、抖音了解香港学校，但博主分享多为“个人体验”，覆盖范围有限（不可能同时体验多所学校）。我们联合教育工作者、学校校长、家校委员会，组织“探校活动”——从维多利亚幼稚园到北区、九龙、港岛的中小学，开放校门让家长实地考察，甚至允许直播分享；目前已覆盖数十所学校，帮助家长客观了解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避免“跟风选校”。
第二是“攻克语言关”，缓解“沟通焦虑”。粤语是不少内地插班生的“第一道坎”，我们不仅开设免费粤语培训班，还推动政府增加公立粤语课程资源——让孩子在入学前就能掌握基础沟通能力，避免因语言障碍影响学习和社交。
第三是“助力课程与心理适应”。我们曾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沟通，推动开设“暑期适应班”，帮助插班生提前熟悉香港课程体系（如DSE考试模式、课堂互动方式）；同时也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部分孩子因“陌生环境”“朋友变少”产生孤独感，甚至觉得“被歧视”，这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学校应多关注插班生的情绪变化，社会则需摒弃“分别心”——有香港身份证就是“香港人”，不能因“非土生土长”就排斥，唯有包容才能让孩子真正融入。
我们做这些工作时坚持“零收费”，本质是希望高才家庭感受到“香港的善意”——教育不仅是“福利”，更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第36条规定，香港居民除选举权、被选举权外，其他福利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只有保障好高才子女的教育需求，才能让高才“安心留港、扎根香港”。
香：高才子女未来大概率在香港生活、工作，10-20年后，他们对香港社会、内地社会，以及两地文明交流将产生哪些影响？
尚：若拉长时间线，高才子女将成为“连接香港与内地、对接全球”的重要纽带，这种影响会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缓解香港老龄化，推动产业升级”。香港当前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高才子女的涌入相当于为香港“储备年轻人口”——10-20年后，他们将成为香港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且这批孩子成长于“多元教育环境”，兼具内地根基与国际视野，能为香港“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等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比如现在高才家长中，有不少是科技领域的企业家（身家合计超2000亿），他们的子女未来可能在香港创业，带动新产业发展，打破香港传统产业“路径依赖”。
第二是形成“高二代现象”，塑造香港新的“社群文化”。高才子女多在2023-2025年来港，共同的“插班经历”“适应记忆”会让他们形成独特的身份认同——未来聚会时，一句“你父母是高才来港的吗？”就能产生共鸣。这种“社群纽带”会让他们更注重“多元包容”，进而影响香港社会的文化氛围：既保留香港“秩序井然、尊重规矩”的传统，又融入内地“积极进取、务实创新”的特质，形成更具活力的城市文化。
第三是“推动两地文明互鉴，助力思维出海”。对高才子女而言，香港是“了解一国两制、对接全球”的“训练营”：他们在香港接触70多个国家的同学（如李宝春国际学校），未来可能成为外交官、企业家，在全球舞台上搭建“人脉网络”；若回到内地，他们能将香港的“国际化视野”“规则意识”带回，推动内地与国际接轨；若走向海外，他们也因“香港经历”更易适应多元文化——这种“双向桥梁”作用，能让两地优势互补，比如内地的“产业基础”与香港的“国际资源”通过他们实现更高效的对接。
更重要的是，这批孩子成长于“全人教育”环境，既能吸收内地“重视学业”的优势，也能培养香港“注重课外能力”的特质，最终实现“全人发展”。从长远看，他们不仅是香港的“未来”，也是两地共同的“宝贵资源”——只要香港持续优化教育政策、保持包容心态，就能让高才子女真正“扎根香港、服务两地”，为“一国两制”实践注入更持久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