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孔子當年說到『三百篇』的好處，其中之一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作者讀過李蘭妮《野地靈光》一書，感歎社會對精神病患者仍帶有歧視，更覺李蘭妮敢於面對自身的苦痛，揭露真相，無論在文學上抑或為人，都是一項難得的功業。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作家李蘭妮寫過《曠野無人——一個憂鬱症患者的精神檔案》。時隔十四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與此前所作同為紀實文學，而後者是她在廣州和北京先後兩次因憂鬱症住院的經歷和見聞。作者披肝瀝血，顯露真相，揭開了為公眾所不熟悉的「另一個世界」的日常狀態。兩本紀實文學合在一起，恰是李蘭妮同類題材寫作的雙璧。
我不願意因為題材極其罕見而用「另類」一詞形容她的寫作。在她看來，這種常人難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盡力迴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狀態，再正常不過了。她的日常實際上離這邊的世界也並不遙遠，只不過我們通常抱了不願正視或者只是獵奇的心態敬而遠之罷了。我特別佩服李蘭妮，她是中國作家群裏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筆，意志頑強，與憂鬱症有時搏鬥，有時和解，堅持了那麼多年。她憑無比的愛心和勇氣，引領我們走進精神病患者奇特的世界，讓更多人關注罹患的邊緣人群。寫這樣的書，她要不時喚起症發的難受，回憶起她自己痛苦的經驗，甚至再次經歷曾經的噩夢。書裏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都是她心裏的一滴血。她願受此煎熬而寫作，豈非靈明一點，直通天地。人群裏，作家佔少數；作家裏，得憂鬱症的佔少數；得過憂鬱症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於是李蘭妮的紀實寫作成為了罕見而珍貴的讀本，為我們了解、預防和關懷受類似的精神困擾的人提供了別樹一格的經驗。我自己也從中學了很多。都說開卷有益，李蘭妮的這本新著是名副其實的開卷有益，值得向公眾大力推薦。
關於憂鬱症的明確訴求
憂鬱症和類似精神困擾症候的困難之處在於患者與公眾的雙向迴避習慣，因此存在高度隱蔽性。有個詞叫諱疾忌醫，如果問哪一種病症最有可能諱疾忌醫，憂鬱症一定位列前茅。因為迴避，因為隱蔽，就像埋藏身邊的地雷，一旦發作，隨時不經意間就爆發出來。我的同門師兄，處於精力旺盛創造的盛年，忽然毫無徵兆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誰也想不到才華橫溢的他會選擇自殺。其實憂鬱症離常態的社會生活並不遙遠。李蘭妮告訴我，十個人裏面約有一人罹患精神類疾病，這是醫學統計的結果。《野地靈光》裏記錄的住院病例有五、六歲的孩子，有中學生和研究生，大叔大嬸就更多了。不分年齡，不分職業，皆有可能。我在校園執教鞭二十年，所指導有限的學生裏就有五人得了需要看醫生程度的憂鬱症，輕度的精神困擾也有。所有這些信息都通往一個清晰的結論：現代社會裏，尤其是大都市，包括憂鬱症和精神困擾問題不容忽視，患者需要正視，公眾需要改變。憂鬱症和精神困擾症候的嚴重和緊迫正是《野地靈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李蘭妮《野地靈光》有一個明確的訴求：讓讀者增加對憂鬱症的了解，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然而她的書畢竟又不是有關病理的醫學陳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分析報告。她採用了紀實文學的寫法，感性呈現，這是她的高明之處。紀實題材，換言之當屬第三者觀察報告。然而她卻反其道而行之，採用第一人稱實地記錄見聞。以自身求醫訪道的經歷和所見案例現身說法，不僅文筆親切，飽含深情，而且呈現實況，促人思考。凡病都涉及私隱，尤其是這種被普遍誤解的疾病，動不動被說「黐線」、「發神經」的病，要以身「試法」需要很大勇氣。敍事人稱的選擇通常被認為只是修辭手法的問題，殊不知它也是一個作家的膽識和勇氣問題。文學要感人、入心，修辭手法背後體現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氣和坦誠。事實上，憂鬱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也是由於其精神性的一面，導致了不足為外人道的顧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顧忌，坦誠面對，也一定有益於治療康復。李蘭妮的現身說法正是一個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也為具有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樹立起重新出發的標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學的功業。
不一般的紀實文學
長久以來，文明社會基本上把精神病患者當成「異類」，似乎此外也找不到什麼更可取的辦法。正因為這樣，「去芳村」（廣州精神病院的所在地）就成了一個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的詞。連長輩也會用「送芳村」來恐嚇反斗的頑童。可見，怎樣人性化對待得了精神病的患者，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李蘭妮寫《野地靈光》的時候，心裏一定裝類似的問題。她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長病史中，也一定見過投來異樣甚至歧視的目光，一定遭遇過不那麼人性的對待。這些她的書也寫到了。李蘭妮明白自己作為作家的責任，用手中筆，糾正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讓他們得到更加人性的關懷，從而推動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正是出於這崇高的關懷和愛心，她選擇了與一般紀實文學不一樣的修辭表達：除了有事件和病例，還有我國精神病治療史的演變輪廓和精神病知識點。這後面的部分放在了兩個緊跟病院紀實的欄目，一個叫「歷史閃回」，一個叫「醫學選摘」。前者讓讀者返回歷史，後者讓讀者多識廣聞精神病的分類和治療方法。我是讀了李蘭妮的書才知道「芳村」一詞真正的由來。它是我國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醫院，由晚清傳教士嘉約翰於戊戌變法之年（一八九八）建立於廣州白鵝潭對面的芳村，初名惠愛醫院。我也是讀了她的書才知曉原來精神病分出那麼多種類，文明社會對它的治療從鎖鏈、監禁逐步走向藥物、水療、電療。孔子當年說到「三百篇」的好處，其中之一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
弗洛伊德晚年從早年對精神病的治療轉向思考精神疾病的成因。他把思考寫在了篇幅不長的小書《文明及其不滿》。他認為精神類疾病其實是文明社會的病，是人類為了過上文明生活卻付出了病理反應的代價。毫無疑問，弗洛伊德的晚年論斷打開了我們認識精神疾病的窗口。文明並非十全十美。只不過這代價不是由所有社會成員均等地付出，而是落在了某些社會成員身上，文明的代價由他們來承擔了。從這種認知出發，精神疾病就不僅僅是病患者本人的問題，它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把病患看作純粹的「異類」，以粗暴的方法對待病患，是完全錯誤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經歷由農耕形態向工業化、甚至後工業化形態的急劇轉型，都市化迅速擴展，越來越多人離開家庭、家園和故土，離開原來賴以生存的資源支援系統來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態加速原子化，這導致都市個體的生存壓力大增，精神健康問題日漸嚴重，亟待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中國有句古話：「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李蘭妮本人的寫作實踐就是活的樣板。精神憂鬱也不純粹是生命負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強大的生命意志加上藥物治療度過一波精神憂鬱的潮汐，也許就能煥發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創造力。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藝術家都曾罹患過不同程度的精神憂鬱症，如托爾斯泰、拜倫、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出一長串，但他們的生命都激發讓人震驚的精神創造力。弗洛伊德以「昇華」理論來解釋此種現象。他認為人類之存在文學、美術、音樂和宗教，乃是由於本能和欲望遭受現實壓抑轉而尋求精神釋放所致。不論我們接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釋，精神意志在克服憂鬱症等病患中肯定是起作用的。李蘭妮的兩本書反覆出現曠野和廢墟的意象，孤獨的折磨和對孤獨的抗爭，構成了她生命的常態。當然事實也證明，她是對抗精神憂鬱的強者。她本人憂鬱症的病史幾乎重合於她的創作歷程，可以說屢著屢病，屢病屢著，沒有被憂鬱症壓垮，相反卻先後奉獻出兩部關於精神憂鬱可圈可點的紀實文學。她是一個令人欽佩的作家。我讀過她的新著，僅以此小文向這位意志剛強的作家表示敬意。
（作者為中國評論家、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