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學高度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高度，羼入別的城市無法與深圳比擬的移民城市特性，就融合成今期深圳文學多樣而亮麗的文化風景。大灣區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稱號，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曾經成為過它們的共同「文化符號」，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沿此新線索，並以深圳採樣資源為視角，階段式編年紀事，發掘「文化沙漠」的傳播故事以及它對深圳的影響。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路向。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的歐陽德彬析論吳亞丁的小說倫理困境與南方敍事。一面鏡子、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飄逸的大地書法等，深圳詩人謝湘南以不同意象寫成組詩，向讀者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藉此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一個失落的名字──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潘耀明
先行者的蓽路藍縷原來是最值得眷念的，但在這個倥傯的現代社會，這些昔日建立功勳的人最容易被遺忘，因為我們只看到時人的業績。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當權者大事歌功頌德的當然是他們的事功，人們津津樂道的也只有眼前的名爵。
我憶起《深圳特區報》一位締造者的名字，時人再沒有人聞問。
他叫張洪斌。在深圳的現代化道路上，他是文化的開拓者，他是《深圳特區報》的創辦者之一。
當時深圳還沒有自己的報章，張洪斌原是新華社記者，從北京御命南下，參與創辦《深圳特區報》。他是首任的總編輯。
當時我在一家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工作，機緣巧合下與他認識。他文質彬彬，與其說他是領導者，更像一介謙謙書生，他沒有一點權貴仰視闊步的作派。
特區文化萬事起頭難，還是當時改革開放的一扇試驗的文化窗口，沒有先例，任重道遠。
因是創辦人，只好埋頭苦幹，除了招兵買馬，連印刷設施都闕如。據副總編丘盤連事後回憶，初時《深圳特區報》是由香港《文匯報》印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不用多久，《深圳特區報》的創刊號出版，也因為張洪斌諳懂文化，他還開闢了文藝副刊園地，並親自邀請我寫稿。
後來當了深圳作家協會主席的林雨純及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學強都是他辦報羅致的手下——他們在那裏當記者。
每趟我到深圳，他都出面招待——其中與會也包括林雨純和劉學強等人。他想通過我了解香港傳媒的生態。
期間我也帶過於梨華、陳若曦等海外作家到過深圳參觀。
他是一位有心人，一九八三年我參加該年度的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後，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一面在紐約《華僑日報．讀書周刊》兼主編，他寫信給我，讓我為《深圳特區報》寫點文章，稿費從優，以彌補一點異國生活費云云。
因讀書打工兩忙，難以兼顧，好像只寫了兩三篇稿，但箇中的感念一直磨滅不掉。
我從美國返香港，他退休後一家子來了香港定居，偶爾也見面吃飯，後來不知道患了什麼病，聽說逝世了。此後連他家人也失去聯繫，但他音容舉止及那一份書卷氣仍揮之不去！
我後來翻查了關於改革後深圳傳媒文化資料，關於他的事跡竟然無影無蹤。查百度說無此人，以前他的手下，一個個崛起，響噹噹的名字觸目可見。
張洪斌這個名字在世上消失得杳無了痕。
想起深圳現在這塊開放的金漆招牌，特區初創期，不知有多少拓荒者為她競折腰，想起眼下深圳特區文化的繁榮昌盛，不期然緬懷那些曾叱吒過的失落的名字——遙遠而親切。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
「文化沙漠」編年紀事（一九七九—一九九○）（節錄） ●胡洪俠
我最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灣區城市大都經常被人冠於「文化沙漠」的稱號。在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碼曾經成為過「九+二」城市共同的「文化符號」。
據初步觀察，「文化沙漠」這頂帽子戴在灣區城市上的時間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資深」的，至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則要晚得多。深圳是八十年代後期（而非人們相沿成習多所謂「建特區之初」），廣州是九十年代，珠海、東莞等地則要到二○○○年代之後了，這其中東莞屬於「後來居上」者。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現象。妙就妙在：其一，粵港澳大灣區竟然是所謂「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個區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詞既非嚴肅的官方話語，亦非嚴格的學術術語，更沒有進入權威辭書與大百科全書的闡釋視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員、文人、學者、媒體人乃至市民的筆下嘴中傳來傳去，自帶流量，避之不及，驅之不盡；其三，幾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都是為了否定它，但正是輿論上的「否定」，加劇了它的傳播，提高了它在媒體上出頭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種「莫須有」的現實。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詞的人，既不深究此說法的準確含義，也不考察它的來龍去脈，都只是人云亦云，順口挪用：既用於自我矮化，也用於自衛反擊；既用於「自我表揚」，也用於「自相殘殺」；既用於給人「摘帽」，也用於自我「授勳」……簡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來要講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問題，而是「文化沙漠」本身的傳播故事：它究竟是誰？它從哪裏來？它為何而來？它的使用場景有哪些？為了阻斷它的使用和傳播，人們究竟做了什麼？鑑於此項工作極為龐雜，牽扯各類文獻甚多，我先行給出一份「文化沙漠」編年紀事。有了一條時間線，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清楚了。為了敍述方便，我暫且只以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為採樣資源，其他略有涉及。
一九七九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幾種漢語辭書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這個詞的「出身」。有個《新詞語詞典》舉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的一句話作為最早出處，明顯不靠譜。那句話是：「台北《聯合報》等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現在變成了『文化沙漠』。」又舉例說：據美國《工人周報》報道，美國存在着廣大的「文化沙漠」。這倒是提醒我們注意「文化沙漠」一詞的使用場景：此語曾經是「批判詞彙」，用於描述敵對陣營的文化現狀。這個詞給人的視覺印象也確實極有利於引發鄙視與蔑視：誰會喜歡乾燥暴曬、風沙彌漫、寸草不生的沙漠呢？
按有些學者的考證，香港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人稱為「文化沙漠」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魯迅第二次來港演講，一群年輕的香港寫作者向魯迅提問：「香港是文化沙漠嗎？」魯迅回答：「不可以這樣說，這樣說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近百年間無數文化、政商名人否定過「香港是文化沙漠」，看來魯迅是這個行列中的第一人。
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詞的另一種使用場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對新興工商城市的傲慢與偏見。巴黎曾經說倫敦是文化沙漠，倫敦後來又說紐約，紐約說洛杉磯，蘇州說上海，上海說香港……這是一條有據可查的「鄙視鏈」。
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
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時，深圳市文化設施落後，但主政者已經喊出了「文化先行」口號，第一家深港合資文化企業博雅畫廊已經成立。現在沒有當時的文字證據證明，有人給深圳戴上過「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二年
是年深圳媒體上首次出現「文化沙漠」一詞，且只出現一次。十一月十五日的《深圳特區報》上推薦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說，稱「香港不再是一個文化沙漠，她長滿了艷麗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兒穿梭其間，《捕蝶》顯現了這小島文壇的熱鬧情況。」這句話給深圳讀者首次示範了「文化沙漠」的實用場景：經常用於否定，貌似這個詞專門是為了否定而誕生的。
一九八三年
這一年，「文化沙漠」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可見一九八二年出現的那次絕對屬「偶發事件」。
一九八四年
是年「文化沙漠」出現八次。數量陡然增高的原因應是本年年底中英將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自年初起，深圳報紙上涉香港話題增多。
一九八五年
這是深圳「文化沙漠傳播史」上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好像有一種聲音開始傳播，即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這年二月八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深圳青春藝術團應邀到哈爾濱演出……有哈爾濱青年找到藝術團演員們說，看了演出，我們知道深圳並不是人們傳說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機勃勃的一片綠洲！
一九八六年
這一年，「特區文化」成了熱門話題，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設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的重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深圳特區報》獨家採訪高占祥：「特區文化要特起來，要比內地更大膽更積極更主動更開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規的模式，走探索的道路……」
《深圳特區報》還專門在同月十五日以「如何發展特區文化」為題舉辦了座談會。有位與會者發言時表達出了一種很特別的焦慮。他說：「抓好特區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讓海外人士產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說。」
考慮到不斷有人因深圳而拋出「租界說」、「變色說」、「資本主義說」，第一批指責或擔心深圳成為「文化沙漠」的人，實際上是在「政治批判」意義上將當年送給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直接拿來扔給了深圳。「文化沙漠北移」？移動的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七年
本年度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時提到：一九八四年底，四川省委決定在深圳辦一個「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當時有人提出疑問：「到深圳辦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資產階級影響嗎？」「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圖賺錢，那裏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們中心還是想撈錢吧。」
一九八八年
這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任文化部長王蒙：「一九八三年，您作為一名作家來過深圳特區。這次，您以文化部長的身份舊地重遊，對深圳的文化現狀有何見教？」
王蒙說：「一九八三年至今，一晃五年，這裏變化很大，發展很快，令人高興。隨着生產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文化的要求也在增長。深圳圖書館建得很不錯，很多人熱心閱讀，據介紹說，這裏讀書空氣很濃。大劇院、博物館、藝術中心都在建設之中，出版了報紙、雜誌、書籍。深圳大學建設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現在要說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實際情況。」
這是第一位部長級官員否認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話裏有話：是「現在」不是，當初曾經是過。從此一個新的話術誕生了：承認深圳原來是「文化沙漠」，但現在不是了。客人們都很願意用這個句式表揚深圳。就這樣，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媒體開始承認深圳曾經是「文化沙漠」，然後津津樂道如何如何變成了綠洲。這樣的一個邏輯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
看來這頂以「文化沙漠」為材料製成的「帽子」，深圳糊裏糊塗就戴上了。什麼是「文化沙漠」？為什麼要把原用來貶低香港的「帽子」送給深圳？深圳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曾經是「文化沙漠」？這些問題尚未獲得及時與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開始了為自己辯護的路程。這條路很長，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辯護策略是先承認，再否認：承認原來是，否認現在是。
本年度的十月七日，特區報刊登綜合消息，標題為〈昔稱文化沙漠 今成文化窗口 深圳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消息說：我市文化事業原來底子薄、起點低，文化隊伍小，文藝設施少。市委、市政府為樹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投資興建了深圳大學、電視台、體育館、圖書館、博物館、大劇院、科學館、新聞文化中心「八大文化設施」，辦起了深圳市交響樂團、歌舞團等專業文藝團體和藝術中心，擴建了市粵劇團、美術館、深圳戲院和新華書店等。
現在看來，這則報道混淆了兩個問題：其一，文化設施落後，並不等於一個城市是「文化沙漠」；其二，興建文化設施與機構，並非僅僅為了「樹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作為「後知後覺」的「事後諸葛亮」，我只能猜想當時「文化沙漠」論調給深圳文化人的傷害太深重了，以至於他們把摘掉「文化沙漠」帽子當成了一座城市發展文化事業與產業的目的。堂吉訶德們紛紛大戰風車。
一九九○年
深圳迎來了第一個十年。總結十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這一年，「文化沙漠」一詞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次數迎來第一個高峰。從此，每逢說起深圳文化，「文化沙漠」都如影隨形，好像離開這個詞，已經不知道如何判斷自己的文化方向了。
我們已經習慣了以否定「文化沙漠」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我們對這個詞如此在乎，以至於有人在媒體上開誠布公地承認：「作為一個深圳人，每聽見有人譏諷深圳是『文化沙漠』時，就像蒙受到一種恥辱，禁不住要與之爭辯。」
多年之後，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二○一九年接受記者專訪還憤憤不平地說﹕「二十多年前，有人給深圳蓋上了一頂『文化沙漠』的帽子，認為深圳只抓經濟建設。我們對這個說法感覺不愉快、不服氣，更認為這是一個誤會——我們絕對不是『文化沙漠』」。
然而，「爭辯」時無法迴避的同一個問題，答案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是堅稱「文化沙漠」論是對深圳的誤讀、貶低乃至污蔑，即認為不論建特區之初，還是任何時候，深圳都不是「文化沙漠」。另一種則是承認深圳曾經是「文化沙漠」，但時間只是「建特區初」或「八十年代」。這兩種由一個問題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於一九九○年特區十周年之際，構成了深圳應對「文化沙漠」論的最初模式，且結構穩定，直到今天也變化不大。
本年見報的一篇成就報道說，特區十年間「聚攏了許許多多平凡與不平凡的工程師、經濟師、教員、醫生、教授、作家、藝術家……他們在這塊昔日的文化沙漠上，傳授着知識，貢獻着才智，播種着人類文明。」而官方色彩濃厚的《大鵬頌——深圳經濟特區十年成就展》，則在解說詞裏一會認為「文化沙漠」是「貶稱」，一會又說「文化沙漠」已變成文化綠洲，恰似《射鵰英雄傳》裏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
這一年的年底，一本「奇書」《深圳特區文化初探》出現了，所謂「奇」，是書中文章的十幾位作者似乎不約而同堅持一個原則：不承認「文化沙漠」說法；文中根本不提「文化沙漠」這回事。
只有一個例外：書中一篇寫於一九八五年題為〈深圳特區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的文章第二部分寫道，據一九八二年統計，特區與外商簽訂一千六百三十四個項目，投資額一百零五億港元，實際投入二十七億，文化方面只有四項，投資三百萬港元，佔整個投資的千分之零點二。作者接着假設了一種情況：「如按這投資比例建設下去，城市就會畸形發展，變成『經濟綠洲，文化沙漠』。」作者並沒有回擊「文化沙漠」論，因為一九八五年深圳的這頂帽子尚未成型。他文中橫空出世般提到的「經濟綠洲，文化沙漠」不過是個假設，而且還不是單指文化，而是與經濟「對舉」。
書中一篇題為〈迅速發展深圳特區文化事業〉，作者蘇偉光從八個方面歷數纍纍成績，證明深圳文化經過十年努力出現嶄新局面，不過通篇文章根本見不到「文化沙漠」一詞。有趣的是，六年後已經成為文化局長的蘇偉光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十六年來，在市委、市政府的關心重視下，深圳文化事業有了『超常規』的發展，徹底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並逐步走向文化綠洲。」
他終究還是接受了「文化沙漠」這頂「帽子」。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本文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二三年二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