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读李兰妮《野地灵光》 ●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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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孔子当年说到『三百篇』的好处,其中之一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李兰妮的跨文体写作使得《野地灵光》起到发蒙启智的作用,让公众建立起对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确观念。」作者读过李兰妮《野地灵光》一书,感叹社会对精神病患者仍带有歧视,更觉李兰妮敢于面对自身的苦痛,揭露真相,无论在文学上抑或为人,都是一项难得的功业。

主编:潘耀明

执行编辑:张志豪


作家李兰妮写过《旷野无人——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时隔十四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与此前所作同为纪实文学,而后者是她在广州和北京先后两次因忧郁症住院的经历和见闻。作者披肝沥血,显露真相,揭开了为公众所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的日常状态。两本纪实文学合在一起,恰是李兰妮同类题材写作的双璧。

我不愿意因为题材极其罕见而用「另类」一词形容她的写作。在她看来,这种常人难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尽力回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状态,再正常不过了。她的日常实际上离这边的世界也并不遥远,只不过我们通常抱了不愿正视或者只是猎奇的心态敬而远之罢了。我特别佩服李兰妮,她是中国作家群里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有一支「解剖自己」的妙笔,意志顽强,与忧郁症有时搏斗,有时和解,坚持了那么多年。她凭无比的爱心和勇气,引领我们走进精神病患者奇特的世界,让更多人关注罹患的边缘人群。写这样的书,她要不时唤起症发的难受,回忆起她自己痛苦的经验,甚至再次经历曾经的噩梦。书里每一行她写下的句子,都是她心里的一滴血。她愿受此煎熬而写作,岂非灵明一点,直通天地。人群里,作家占少数;作家里,得忧郁症的占少数;得过忧郁症而又能直面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于是李兰妮的纪实写作成为了罕见而珍贵的读本,为我们了解、预防和关怀受类似的精神困扰的人提供了别树一格的经验。我自己也从中学了很多。都说开卷有益,李兰妮的这本新著是名副其实的开卷有益,值得向公众大力推荐。


关于忧郁症的明确诉求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br>──读李兰妮《野地灵光》 ●林岗
《野地灵光》作者李兰妮。 (明报资料室)

忧郁症和类似精神困扰症候的困难之处在于患者与公众的双向回避习惯,因此存在高度隐蔽性。有个词叫讳疾忌医,如果问哪一种病症最有可能讳疾忌医,忧郁症一定位列前茅。因为回避,因为隐蔽,就像埋藏身边的地雷,一旦发作,随时不经意间就爆发出来。我的同门师兄,处于精力旺盛创造的盛年,忽然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谁也想不到才华横溢的他会选择自杀。其实忧郁症离常态的社会生活并不遥远。李兰妮告诉我,十个人里面约有一人罹患精神类疾病,这是医学统计的结果。 《野地灵光》里记录的住院病例有五、六岁的孩子,有中学生和研究生,大叔大婶就更多了。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皆有可能。我在校园执教鞭二十年,所指导有限的学生里就有五人得了需要看医生程度的忧郁症,轻度的精神困扰也有。所有这些信息都通往一个清晰的结论: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大都市,包括忧郁症和精神困扰问题不容忽视,患者需要正视,公众需要改变。忧郁症和精神困扰症候的严重和紧迫正是《野地灵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兰妮《野地灵光》有一个明确的诉求:让读者增加对忧郁症的了解,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然而她的书毕竟又不是有关病理的医学陈述,也不是心理和精神分析报告。她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写法,感性呈现,这是她的高明之处。纪实题材,换言之当属第三者观察报告。然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第一人称实地记录见闻。以自身求医访道的经历和所见案例现身说法,不仅文笔亲切,饱含深情,而且呈现实况,促人思考。凡病都涉及私隐,尤其是这种被普遍误解的疾病,动不动被说「黐线」、「发神经」的病,要以身「试法」需要很大勇气。叙事人称的选择通常被认为只是修辞手法的问题,殊不知它也是一个作家的胆识和勇气问题。文学要感人、入心,修辞手法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气和坦诚。事实上,忧郁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的一面。也是由于其精神性的一面,导致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顾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顾忌,坦诚面对,也一定有益于治疗康复。李兰妮的现身说法正是一个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也为具有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树立起重新出发的标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学的功业。


不一般的纪实文学

长久以来,文明社会基本上把精神病患者当成「异类」,似乎此外也找不到什么更可取的办法。正因为这样,「去芳村」(广州精神病院的所在地)就成了一个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的词。连长辈也会用「送芳村」来恐吓反斗的顽童。可见,怎样人性化对待得了精神病的患者,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兰妮写《野地灵光》的时候,心里一定装类似的问题。她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长病史中,也一定见过投来异样甚至歧视的目光,一定遭遇过不那么人性的对待。这些她的书也写到了。李兰妮明白自己作为作家的责任,用手中笔,纠正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让他们得到更加人性的关怀,从而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正是出于这崇高的关怀和爱心,她选择了与一般纪实文学不一样的修辞表达:除了有事件和病例,还有我国精神病治疗史的演变轮廓和精神病知识点。这后面的部分放在了两个紧跟病院纪实的栏目,一个叫「历史闪回」,一个叫「医学选摘」。前者让读者返回历史,后者让读者多识广闻精神病的分类和治疗方法。我是读了李兰妮的书才知道「芳村」一词真正的由来。它是我国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由晚清传教士嘉约翰于戊戌变法之年(一八九八)建立于广州白鹅潭对面的芳村,初名惠爱医院。我也是读了她的书才知晓原来精神病分出那么多种类,文明社会对它的治疗从锁链、监禁逐步走向药物、水疗、电疗。孔子当年说到「三百篇」的好处,其中之一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李兰妮的跨文体写作使得《野地灵光》起到发蒙启智的作用,让公众建立起对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确观念。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br>──读李兰妮《野地灵光》 ●林岗
李兰妮着《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二○二一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资料图片)

弗洛伊德晚年从早年对精神病的治疗转向思考精神疾病的成因。他把思考写在了篇幅不长的小书《文明及其不满》。他认为精神类疾病其实是文明社会的病,是人类为了过上文明生活却付出了病理反应的代价。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晚年论断打开了我们认识精神疾病的窗口。文明并非十全十美。只不过这代价不是由所有社会成员均等地付出,而是落在了某些社会成员身上,文明的代价由他们来承担了。从这种认知出发,精神疾病就不仅仅是病患者本人的问题,它也是全社会的问题。把病患看作纯粹的「异类」,以粗暴的方法对待病患,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由农耕形态向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形态的急剧转型,都市化迅速扩展,越来越多人离开家庭、家园和故土,离开原来赖以生存的资源支援系统来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态加速原子化,这导致都市个体的生存压力大增,精神健康问题日渐严重,亟待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兰妮本人的写作实践就是活的样板。精神忧郁也不纯粹是生命负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加上药物治疗度过一波精神忧郁的潮汐,也许就能焕发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创造力。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艺术家都曾罹患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忧郁症,如托尔斯泰、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出一长串,但他们的生命都激发让人震惊的精神创造力。弗洛伊德以「升华」理论来解释此种现象。他认为人类之存在文学、美术、音乐和宗教,乃是由于本能和欲望遭受现实压抑转而寻求精神释放所致。不论我们接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释,精神意志在克服忧郁症等病患中肯定是起作用的。李兰妮的两本书反覆出现旷野和废墟的意象,孤独的折磨和对孤独的抗争,构成了她生命的常态。当然事实也证明,她是对抗精神忧郁的强者。她本人忧郁症的病史几乎重合于她的创作历程,可以说屡着屡病,屡病屡着,没有被忧郁症压垮,相反却先后奉献出两部关于精神忧郁可圈可点的纪实文学。她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作家。我读过她的新著,仅以此小文向这位意志刚强的作家表示敬意。

(作者为中国评论家、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