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家笔下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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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文学高度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高度,羼入别的城市无法与深圳比拟的移民城市特性,就融合成今期深圳文学多样而亮丽的文化风景。大湾区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称号,某种程度上「文化沙漠」曾经成为过它们的共同「文化符号」,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胡洪侠沿此新线索,并以深圳采样资源为视角,阶段式编年纪事,发掘「文化沙漠」的传播故事以及它对深圳的影响。作家书写深圳,大抵离不开外地人迁入,努力工作最后成功发家致富路向。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亚丁写深圳,却以新型移民社会人们的伦理婚恋观切入,别具匠心。深圳大学文学博士在读的欧阳德彬析论吴亚丁的小说伦理困境与南方叙事。一面镜子、一块剥落的礁石在海里游动、飘逸的大地书法等,深圳诗人谢湘南以不同意象写成组诗,向读者展现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 《明报月刊》总编辑、本版主编潘耀明借此缅怀深圳传媒文化的先驱。

主编:潘耀明

执行编辑:张志豪


一个失落的名字──缅怀深圳传媒文化的先驱 ●潘耀明

先行者的荜路蓝缕原来是最值得眷念的,但在这个倥偬的现代社会,这些昔日建立功勋的人最容易被遗忘,因为我们只看到时人的业绩。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当权者大事歌功颂德的当然是他们的事功,人们津津乐道的也只有眼前的名爵。

我忆起《深圳特区报》一位缔造者的名字,时人再没有人闻问。

他叫张洪斌。在深圳的现代化道路上,他是文化的开拓者,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创办者之一。

当时深圳还没有自己的报章,张洪斌原是新华社记者,从北京御命南下,参与创办《深圳特区报》。他是首任的总编辑。

当时我在一家中资背景的出版社工作,机缘巧合下与他认识。他文质彬彬,与其说他是领导者,更像一介谦谦书生,他没有一点权贵仰视阔步的作派。

特区文化万事起头难,还是当时改革开放的一扇试验的文化窗口,没有先例,任重道远。

因是创办人,只好埋头苦干,除了招兵买马,连印刷设施都阙如。据副总编丘盘连事后回忆,初时《深圳特区报》是由香港《文汇报》印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不用多久,《深圳特区报》的创刊号出版,也因为张洪斌谙懂文化,他还开辟了文艺副刊园地,并亲自邀请我写稿。

后来当了深圳作家协会主席的林雨纯及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学强都是他办报罗致的手下——他们在那里当记者。

每趟我到深圳,他都出面招待——其中与会也包括林雨纯和刘学强等人。他想通过我了解香港传媒的生态。

期间我也带过于梨华、陈若曦等海外作家到过深圳参观。

他是一位有心人,一九八三年我参加该年度的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后,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及杂志学,一面在纽约《华侨日报.读书周刊》兼主编,他写信给我,让我为《深圳特区报》写点文章,稿费从优,以弥补一点异国生活费云云。

因读书打工两忙,难以兼顾,好像只写了两三篇稿,但箇中的感念一直磨灭不掉。

我从美国返香港,他退休后一家子来了香港定居,偶尔也见面吃饭,后来不知道患了什么病,听说逝世了。此后连他家人也失去联系,但他音容举止及那一份书卷气仍挥之不去!

我后来翻查了关于改革后深圳传媒文化资料,关于他的事迹竟然无影无踪。查百度说无此人,以前他的手下,一个个崛起,响当当的名字触目可见。

张洪斌这个名字在世上消失得杳无了痕。

想起深圳现在这块开放的金漆招牌,特区初创期,不知有多少拓荒者为她竞折腰,想起眼下深圳特区文化的繁荣昌盛,不期然缅怀那些曾叱咤过的失落的名字——遥远而亲切。

(作者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明报月刊》总编辑、本版主编。)

深圳作家笔下的风景
成立快四十三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在迎来经济蓬勃发展之余,相信将迎来丰硕的文学成果。 (明报资料室)

「文化沙漠」编年纪事(一九七九—一九九○)(节录) ●胡洪侠

我最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湾区城市大都经常被人冠于「文化沙漠」的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码曾经成为过「九+二」城市共同的「文化符号」。

据初步观察,「文化沙漠」这顶帽子戴在湾区城市上的时间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资深」的,至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则要晚得多。深圳是八十年代后期(而非人们相沿成习多所谓「建特区之初」),广州是九十年代,珠海、东莞等地则要到二○○○年代之后了,这其中东莞属于「后来居上」者。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妙就妙在:其一,粤港澳大湾区竟然是所谓「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个区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词既非严肃的官方话语,亦非严格的学术术语,更没有进入权威辞书与大百科全书的阐释视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员、文人、学者、媒体人乃至市民的笔下嘴中传来传去,自带流量,避之不及,驱之不尽;其三,几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都是为了否定它,但正是舆论上的「否定」,加剧了它的传播,提高了它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现实。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既不深究此说法的准确含义,也不考察它的来龙去脉,都只是人云亦云,顺口挪用:既用于自我矮化,也用于自卫反击;既用于「自我表扬」,也用于「自相残杀」;既用于给人「摘帽」,也用于自我「授勋」……简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问题,而是「文化沙漠」本身的传播故事:它究竟是谁?它从哪里来?它为何而来?它的使用场景有哪些?为了阻断它的使用和传播,人们究竟做了什么?鉴于此项工作极为庞杂,牵扯各类文献甚多,我先行给出一份「文化沙漠」编年纪事。有了一条时间线,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清楚了。为了叙述方便,我暂且只以深圳报业集团数据库为采样资源,其他略有涉及。

一九七九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几种汉语辞书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这个词的「出身」。有个《新词语词典》举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一句话作为最早出处,明显不靠谱。那句话是:「台北《联合报》等最近发表文章说,台湾现在变成了『文化沙漠』。」又举例说:据美国《工人周报》报道,美国存在着广大的「文化沙漠」。这倒是提醒我们注意「文化沙漠」一词的使用场景:此语曾经是「批判词汇」,用于描述敌对阵营的文化现状。这个词给人的视觉印象也确实极有利于引发鄙视与蔑视:谁会喜欢干燥暴晒、风沙弥漫、寸草不生的沙漠呢?

按有些学者的考证,香港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人称为「文化沙漠」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鲁迅第二次来港演讲,一群年轻的香港写作者向鲁迅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鲁迅回答:「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近百年间无数文化、政商名人否定过「香港是文化沙漠」,看来鲁迅是这个行列中的第一人。

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词的另一种使用场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对新兴工商城市的傲慢与偏见。巴黎曾经说伦敦是文化沙漠,伦敦后来又说纽约,纽约说洛杉矶,苏州说上海,上海说香港……这是一条有据可查的「鄙视链」。

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时,深圳市文化设施落后,但主政者已经喊出了「文化先行」口号,第一家深港合资文化企业博雅画廊已经成立。现在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据证明,有人给深圳戴上过「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二年

是年深圳媒体上首次出现「文化沙漠」一词,且只出现一次。十一月十五日的《深圳特区报》上推荐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说,称「香港不再是一个文化沙漠,她长满了艳丽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儿穿梭其间,《捕蝶》显现了这小岛文坛的热闹情况。」这句话给深圳读者首次示范了「文化沙漠」的实用场景:经常用于否定,貌似这个词专门是为了否定而诞生的。

一九八三年

这一年,「文化沙漠」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可见一九八二年出现的那次绝对属「偶发事件」。

一九八四年

是年「文化沙漠」出现八次。数量陡然增高的原因应是本年年底中英将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年初起,深圳报纸上涉香港话题增多。

一九八五年

这是深圳「文化沙漠传播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好像有一种声音开始传播,即担心深圳成为「文化沙漠」。这年二月八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青春艺术团应邀到哈尔滨演出……有哈尔滨青年找到艺术团演员们说,看了演出,我们知道深圳并不是人们传说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机勃勃的一片绿洲!

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特区文化」成了热门话题,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设得到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的重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深圳特区报》独家采访高占祥:「特区文化要特起来,要比内地更大胆更积极更主动更开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规的模式,走探索的道路……」

《深圳特区报》还专门在同月十五日以「如何发展特区文化」为题举办了座谈会。有位与会者发言时表达出了一种很特别的焦虑。他说:「抓好特区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让海外人士产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说。」

考虑到不断有人因深圳而抛出「租界说」、「变色说」、「资本主义说」,第一批指责或担心深圳成为「文化沙漠」的人,实际上是在「政治批判」意义上将当年送给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直接拿来扔给了深圳。 「文化沙漠北移」?移动的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沙漠」帽子。

一九八七年

本年度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时提到:一九八四年底,四川省委决定在深圳办一个「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到深圳办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吗?」「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图赚钱,那里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们中心还是想捞钱吧。」

一九八八年

这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任文化部长王蒙:「一九八三年,您作为一名作家来过深圳特区。这次,您以文化部长的身份旧地重游,对深圳的文化现状有何见教?」

王蒙说:「一九八三年至今,一晃五年,这里变化很大,发展很快,令人高兴。随着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文化的要求也在增长。深圳图书馆建得很不错,很多人热心阅读,据介绍说,这里读书空气很浓。大剧院、博物馆、艺术中心都在建设之中,出版了报纸、杂志、书籍。深圳大学建设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现在要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是第一位部长级官员否认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话里有话:是「现在」不是,当初曾经是过。从此一个新的话术诞生了:承认深圳原来是「文化沙漠」,但现在不是了。客人们都很愿意用这个句式表扬深圳。就这样,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媒体开始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然后津津乐道如何如何变成了绿洲。这样的一个逻辑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

看来这顶以「文化沙漠」为材料制成的「帽子」,深圳糊里糊涂就戴上了。什么是「文化沙漠」?为什么要把原用来贬低香港的「帽子」送给深圳?深圳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曾经是「文化沙漠」?这些问题尚未获得及时与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开始了为自己辩护的路程。这条路很长,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辩护策略是先承认,再否认:承认原来是,否认现在是。

本年度的十月七日,特区报刊登综合消息,标题为〈昔称文化沙漠今成文化窗口深圳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消息说:我市文化事业原来底子薄、起点低,文化队伍小,文艺设施少。市委、市政府为树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投资兴建了深圳大学、电视台、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科学馆、新闻文化中心「八大文化设施」,办起了深圳市交响乐团、歌舞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和艺术中心,扩建了市粤剧团、美术馆、深圳戏院和新华书店等。

现在看来,这则报道混淆了两个问题:其一,文化设施落后,并不等于一个城市是「文化沙漠」;其二,兴建文化设施与机构,并非仅仅为了「树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作为「后知后觉」的「事后诸葛亮」,我只能猜想当时「文化沙漠」论调给深圳文化人的伤害太深重了,以至于他们把摘掉「文化沙漠」帽子当成了一座城市发展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目的。堂吉诃德们纷纷大战风车。

一九九○年

深圳迎来了第一个十年。总结十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这一年,「文化沙漠」一词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次数迎来第一个高峰。从此,每逢说起深圳文化,「文化沙漠」都如影随形,好像离开这个词,已经不知道如何判断自己的文化方向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否定「文化沙漠」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我们对这个词如此在乎,以至于有人在媒体上开诚布公地承认:「作为一个深圳人,每听见有人讥讽深圳是『文化沙漠』时,就像蒙受到一种耻辱,禁不住要与之争辩。」

多年之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二○一九年接受记者专访还愤愤不平地说﹕「二十多年前,有人给深圳盖上了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认为深圳只抓经济建设。我们对这个说法感觉不愉快、不服气,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绝对不是『文化沙漠』」。

然而,「争辩」时无法回避的同一个问题,答案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坚称「文化沙漠」论是对深圳的误读、贬低乃至污蔑,即认为不论建特区之初,还是任何时候,深圳都不是「文化沙漠」。另一种则是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但时间只是「建特区初」或「八十年代」。这两种由一个问题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于一九九○年特区十周年之际,构成了深圳应对「文化沙漠」论的最初模式,且结构稳定,直到今天也变化不大。

本年见报的一篇成就报道说,特区十年间「聚拢了许许多多平凡与不平凡的工程师、经济师、教员、医生、教授、作家、艺术家……他们在这块昔日的文化沙漠上,传授着知识,贡献着才智,播种着人类文明。」而官方色彩浓厚的《大鹏颂——深圳经济特区十年成就展》,则在解说词里一会认为「文化沙漠」是「贬称」,一会又说「文化沙漠」已变成文化绿洲,恰似《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

这一年的年底,一本「奇书」《深圳特区文化初探》出现了,所谓「奇」,是书中文章的十几位作者似乎不约而同坚持一个原则:不承认「文化沙漠」说法;文中根本不提「文化沙漠」这回事。

只有一个例外:书中一篇写于一九八五年题为〈深圳特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文章第二部分写道,据一九八二年统计,特区与外商签订一千六百三十四个项目,投资额一百零五亿港元,实际投入二十七亿,文化方面只有四项,投资三百万港元,占整个投资的千分之零点二。作者接着假设了一种情况:「如按这投资比例建设下去,城市就会畸形发展,变成『经济绿洲,文化沙漠』。」作者并没有回击「文化沙漠」论,因为一九八五年深圳的这顶帽子尚未成型。他文中横空出世般提到的「经济绿洲,文化沙漠」不过是个假设,而且还不是单指文化,而是与经济「对举」。

书中一篇题为〈迅速发展深圳特区文化事业〉,作者苏伟光从八个方面历数累累成绩,证明深圳文化经过十年努力出现崭新局面,不过通篇文章根本见不到「文化沙漠」一词。有趣的是,六年后已经成为文化局长的苏伟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十六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深圳文化事业有了『超常规』的发展,彻底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并逐步走向文化绿洲。」

他终究还是接受了「文化沙漠」这顶「帽子」。

(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

(本文为节录,全文刊于《明报月刊》文化附册《明月湾区》二○二三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