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的香港书写

分享

编按: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揭晓,香港作家葛亮以作品《飞发》获得中篇小说奖,成为香港首位获奖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区首位国家级文学奖得主。为此本刊组织专题,一起品味葛亮的《飞发》及他的香港书写。文学博士许婉霓探讨葛亮创作中的「格物」、考据传统的精神,由《飞发》窥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会变迁,并提出所谓边缘却能在各类文学领域另辟蹊径的可能。本刊总编辑潘耀明梳理葛亮祖辈与陈独秀渊源,作另一角度的观照。兼选刊小说《飞发》,共赏细读。

主编:潘耀明

执行编辑:张志豪


范用、葛康俞与陈独秀的渊源——初识葛亮 ●潘耀明

早年与葛亮有过交往。葛亮初抵香港,捎来北京出版家范用一封给我的亲笔信,内容略谓葛亮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他的祖辈与陈独秀渊源颇深云云。

范用的信要旨是希望我介绍工作。当时大抵人浮于事,没有介绍成。此后,葛亮在大学谋得职位,专心致志地做教学工作和埋头写作。

不多久,葛亮在教育界及文坛崭露头角,近年更荣升教授,有多部著作出世,今年度内地文学奖首次向港人开放,葛亮率先以《飞发》获得鲁迅文学奖,令人刮目相看。

以上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关注点,我最感兴趣的是葛亮的家族究竟与陈独秀是怎么扯上关系。

个人对陈独秀渊深的学问和峥嵘风骨仰止不已。二○一三年与若干好友在赴黄山的途中,特别跑去安庆瞻仰陈独秀的陵墓和参观其故居。那天苍穹浩瀚,万里无云,迎面可见陈独秀陵墓的纪念碑凌空屹立,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强烈感觉,众人不约而同俯首弯腰默哀,徘徊流连良久。

据介绍,二○一三年政府曾一度拟拆除这一带陈独秀故居,大批安庆市民蜂拥而至,誓要保护这一名人遗迹,最终被保存下来。还听说陈独秀故居一度不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徇众要求才被列入的),不管怎样,反正其历史价值永远植根于老百姓的心中。

扯得太远了!回头说对范公信中提到葛亮祖辈与陈独秀的关系,一直不能忘怀,又不便问葛亮本人。

待到去年初夏,在内地大型评论杂志《南方文坛》六月号上读到葛亮写的〈笙箫一片醉为乡——《据几曾看》与中国艺术流脉〉的长文,才揭开谜底。

这篇长文廓清了葛亮曾祖父与陈独秀之间交往的逸事。

葛亮祖父葛康俞先生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着有《据几曾看》,二○○三年中由范公早年主持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葛亮从祖父葛康俞的著作中,始知祖辈与陈独秀组织革命活动的大量信息,他写道:「因《据几》一书的创作起点,几乎叠合其人生末途的苍凉。准确地说,陈独秀先生为先祖母姜敏先之二舅,即先祖妻舅。……」

葛亮从曾祖父葛温仲的一帧存照,进一步透露道:「先曾祖父青年时代,就读于张之洞设立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系统学习现代军事,同学有章士钊、汪希颜等人。一九○二年春,曾祖与首次赴日归来的陈独秀在安庆姚家口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以『牖启民智』,开启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二人革命活动不见容于清廷,遭两江总督端方通缉,故而东渡。在日留学期间,葛温仲参加东京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探索救国图存之路。先后加入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并与陈独秀筹组创办安徽爱国会。上述照片,正是在这一期间所摄。一九○五年,曾祖回国,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岳王会。并力主将青年励志学社的兵式操练纳入尚志学堂的教学。在曾祖与陈先生的影响下,尚志学堂为此后安徽革命培养人才无计。」

葛亮文章提起这位曾祖父葛温仲和祖母二舅陈独秀为救国奔走的若隐若现的高大背影,语带敬仰之情。另他自称,他的另一个长篇《北鸢》中毛克俞是以他祖父为原型。

由范公的信到葛亮文章描述所涉及其祖父、曾祖父和祖母二舅陈独秀的关系,由此才在我的脑海中才理出一个较清晰的脉络。

(作者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明报月刊》总编辑。)

葛亮的香港书写
葛亮(一九七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创作及教学外,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格物」中的香港书写——关于葛亮《飞发》 ●许婉霓

「我在对城市进行描述的时候,很喜欢做一些『格物』的工作。更为关注香港民间社会的现实,比如传统的节庆与风物。为此在撰写过程中,做了一系列资料搜集和访谈,应该说是一本『落在实处』的小说。」在二○一四年的一次访谈中,葛亮如是说。以「格物」的方式,收集资料,从香港传统文化角度切入香港书写。葛亮的这份写作自觉在《浣熊》时期确已具雏形,在近年「匠人」系列的写作中,更得到了发展。刊发于二○一九年的《书匠》对于修书工艺的熟悉和大段描写,已透露出葛亮更为深入的尝试;而二○二○年的《飞发》与前作相比,葛亮的「格物」更为细致,将「飞发」传统近乎考据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书写中。

细致「格物」 考据传统

这份细致,从《飞发》的结构便可窥一二。 《飞发》以穿插的方式,将考据与故事交织呈现。 〈楔子:「飞发」小考〉、〈贰:「飞发」暗语〉、〈肆:有关「三色灯柱」的典故〉是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偶数章节,葛亮将其学者的考据功底和治学本色发挥至极致,以考据笔法介绍「飞发」名称由来、行话及「三色灯柱」等与「飞发」或紧密或衍生的知识。通篇观之,就物论物,以「非虚构」的笔法格物致知。而与之穿插的〈壹〉、〈叁〉、〈伍〉、〈柒〉、〈尾声〉等奇数章节则组成完整的故事章节,显然带有叙述者的个人情感倾向。

如果将这两大部分放到时间维度上考察,则更能看出这种同中有异的特点:两大部分无疑都对「过去」浓墨重彩地书写,因此,虽然在语言及内容上有较大区别,这两部分依然能在「怀旧」的氛围中和谐共存。偶数章节的考据重视所涵涉事物的历史缘由,多指向过去,介绍「飞发」相关的旧事旧物,再一路梳理沿革至今,基本遵循由古至今的线性发展顺序。而奇数章节同样指向过去,「怀旧」在文本中或直白以背景插入,或以街头风物的消逝、理发器物的年岁等呈现。不过,其时间线显然复杂得多。想像当下的时空是一片平静的水面,那么「我」与失联的专攻古文字的师兄翟健然的重逢则是打破当下的入水之石,飞发铺看似偶然闯入故事脉络之中。接着时间如被激荡的水波,一层层往前追溯:翟玉成是佛山来港的移民,庄锦明是江苏来港的移民。前者先开港产高端的「孔雀理发公司」,最后因为大时代投资失败等原因黯然收场,再开位于北角的「乐群理发」飞发铺;后者开名为「温莎」的上海理发公司,致力打破阶层界限,让较高端的「上海理发」走进北角的寻常街坊。一港一沪、风格迥异的理发铺因翟康然向父亲对手庄锦明拜师而产生密切微妙的关系。时间至此又突然转回故事开头「当下」的线索上,以庄锦明为临终的翟玉成理发为收束,将二者的联系在推向更广同时于物理上戛然而止,水面逐渐恢复平静。

「怀旧」的确是葛亮诸多小说的特色之一,长篇小说《朱雀》、《北鸢》,中短篇小说集《戏年》、《七声》等,皆以回望过去之姿书写一座城,其中南京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过去」之城,但将「怀旧」渗入香港书写,也是从《浣熊》时期与关注香港「传统」同时开始生发的尝试。然而葛亮在《飞发》中从「传统」切入、细致「格物」下的香港书写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怀旧。

香港文化混杂的写照由矛盾到认同

受中外文化影响的飞发传统,小说中「虚构」、「非虚构」配合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加上叙述语言「普通话」与人物对话多语言(粤语、英语等)交替,无疑在形式上锻造了「混杂」的式样。这种式样之精心安排,在《飞发》中达到了葛亮以往作品不曾有的精细化程度。语言混杂是香港文化本土性最表层的一面,香港「混杂」之复杂性在于,其不仅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更是广府文化、沪上文化等中国内部文化交汇的场域。

《飞发》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自然是先开高端「孔雀」后入大众「乐群」香港飞发铺的翟玉成,以及致力将高端上海理发带入寻常人家的「温莎」上海理发公司的庄锦明。正是庄锦明这个人物的转变,使得葛亮对于香港的发展带来南来移民心态变化的描绘,超出了刘以鬯《对倒》的深度——认同昔日内地之外,对香港本土文化的认同已从《对倒》中的「矛盾」大步跨进到「拥抱」。在六十年代,庄锦明父亲所开的上海理发店在香港所向披靡;然而到了庄锦明开店时,「全球化与资讯的传递,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上海=时髦」的想像也渐渐消退,庄锦明的「温莎」虽依然构筑着上海理发的想像,但也在事实上融入了北角的街巷。从本质上来说,翟玉成和庄锦明对香港文化的拥抱并非「有」「无」的差别,而只是「早」「晚」的不同。拥抱姿态的背面,正是香港文化强大的融合改造力,不仅一开始吸纳了香港飞发佬翟玉成,更在最后也使得自诩水平更高的上海理发师傅庄锦明事实上成为香港飞发文化的一部分。

飞发文化「混杂」的象征,在翟玉成的之子翟康然身上,也许更为明显。作为香港飞发佬的后代,却为庄锦明的上海理发文化所吸引;尽管未去过上海,却立志成为一个上海理发师傅,上海飞发文化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翟康然最终如愿以偿地从庄锦明处学到了「花旗装」,这个新香港人的后代,继承上海剪发的过程,正是香港飞发吸收并改造其他文化,使之成为香港文化一部分的混杂过程最绝妙的注脚。

在《飞发》的最后,以庄锦明为临终的翟玉成剃发、翟玉成以「好手势」肯定一生对手而完成的飞发文化和解,以及庄锦明将宝贝不已的理发椅捐给港岛民俗博物馆,当然是包含宽慰意图,但同样,这也是香港「混杂」的一种旁证。葛亮《飞发》中的香港书写,正是在这一方面,与自身在内的南来作家之前笔下的「香港形象」拉开了距离。南来移民进入香港本土带来「飞发」技术的流派并存乃至互相改造、融合,本身就是文化混杂的一个部分;南来移民背后代表的「文化中国」,进入香港之后被民间所融汇并吸纳的过程,同样十分清晰——这是葛亮在以外来视角进入之后,褪去以往「中原意识」的关键。这也是与开始注意传统之香港的中短篇小说集《浣熊》相比,葛亮同样采用「怀旧」进路,却能够展现出一个全新香港的原因——尽管同样涉及新移民眼中的香港,但其中考据的向前回望与故事中波荡而开的时间,和《浣熊》中所呈现的「旧」,已然多了更多香港认同。

对于新香港人来说,转身拥抱并融入的这个《飞发》中与内地产生距离的「混杂」香港,正是葛亮所要展现的香港形象。而这,也是香港书写中葛亮欲求开拓之境——一个新香港人的世界。

文学边缘改造中心的可能

葛亮在《飞发》中对于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关注和书写,开拓了香港书写的边界,这并不是其倏忽为之,而是由他一以贯之的文学关切生发而来。如在小说《七声》中序言所言:「『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凝聚为大的和音。」葛亮关注社会之零落声响以观时世之音,在我看来,也是关注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中,香港文学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存在。然而,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马朗《文艺新潮》所引领两岸的现代主义风潮,乃至八九十年代香港以金庸等武侠小说席卷大陆一样,所谓边缘,却能在各类文学领域拥有改造中心的可能。在《飞发》中,葛亮的香港书写便是在对传统的关注中,为香港书写向外衍生了新的可能性——在情感空间上不再拘泥于「我城」「他城」,在历史空间上也不再只是北望中原。以边缘改造中心,以新香港人来重新审视香港,实质上是葛亮延续以往自身文学关切,在香港形象塑造中的一次崭新尝试。

以考据进入看似如昔的怀旧思路,以结构、叙事视角、语言等编织出混杂的香港文化表层并深入到肌体,新香港人的香港形象是葛亮笔下捕获的新世界,而这一切的背后,包含着葛亮一贯对凡常人物的重视,潜伏着边缘撬动中心的努力与企图。 《飞发》至此,完整地展现了葛亮在香港书写上的新鲜与抱负。

同废名的诗歌〈理发店〉相呼应,看似与小说无直接联系的《飞发》的题记也就更为可解——

喂呀呀!敢问阁下做盛行?

君王头上耍单刀,四方豪杰尽低头。

纵居于历史时空中心的君王豪杰又如何?收纳到看似边缘的飞发佬刀下,也只能纷纷低头。正如香港故事讲法千变万化,但在葛亮笔下,已聚起零落声响,铺展起香港书写的一种宏阔空间。

(作者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作家》杂志社文学版编辑。)(本专题图片除特别说明外,皆由葛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