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走进大湾区

粤语文学的现实与可能 ●黄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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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世界、国家、地方三种力量交汇,显然压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学的地位……多元化、『杂语喧哗』,体现在语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写作。」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国语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语文,而方言创作则被忽略,失却了过去的地位。作者思考了以方言创作的现实挑战,并点出了粤语文学以至「大湾区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主编:潘耀明

执行编辑:张志豪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思考已久。我认为「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当然首先它是一个经济概念,把它延伸到文学领域,画出一个地理位置说,中国文学里面的这一块叫做「大湾区文学」,我是有点怀疑的。需要从很多层面来建构它、界定它、想像它。语言是一个基本层面,我想到粤语文学,或许能够跟别的地域文学有所区隔但又涵括「大湾区文学」。当然这个概括非常粗糙,我们看到大湾区里面也有客家话、潮汕话的区别。惠州是客家方言区,深圳的前身宝安也是,香港新界的元朗也是客家方言区,但是目前看不出有客家方言写作的苗头,当然客家山歌、山歌剧的写作有一些积累,必须另作考察。我主要是以广府话方言这么一个概念的触发,去讨论粤语文学的现实与可能。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首先要提出来一个历史上关键的背景,就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两个词的互相修饰提出来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用国语创作文学,用文学杰作支撑国语。其实这两个目标是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动员的媒介,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和用这种统一的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用这种统一的语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支撑这种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统一的共同语。这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受到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一些范例的启发。比如意大利其实是由无数的小公国建成的,这样一个国家,采用的共同语言就是以佛罗伦斯方言作为一个中心语言,意大利的国语什么时候立住脚了呢?但丁《神曲》啊。胡适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其实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基本实现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上绝对采取白话文,而且由一批文学家来编订教材。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能在语文教材里读到如朱自清〈背影〉这样的文章。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更大的国际化的背景。民族国家其实是奔向一个所谓世界大同或者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语言上的表现就会反覆看到那种关于拉丁化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对世界语言的推广。世界语言不是从各民族的文化生活里边自然生长出来,它是非常苍白的语言,只够有限地沟通。可以看出来所谓国家民族语言,是依靠世界大同的目标提出来的,但是同时它又面对地方方言怎么办的问题。世界、国家、地方三种力量交汇,显然压抑或者遮蔽了方言文学的地位。

回顾从晚清开始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吴语文学。 《海上花列传》,鲁迅说靠读它,「足不出户的学会了苏白」。胡适也很喜欢吴语文学,但是他说不能着急,待到国语文学站住脚了,就可以发展方言写作。那么一百年来,北方方言,尤其北京方言很方便地融入国语写作,别的地域方言就比较困难。到二十一世纪,上海作家金宇澄写了《繁花》,算是沪语写作,后来《繁花》得了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南方作家占的比例之小,小得不像话,国语的文学在建构这样一个伟大目标的时候遮蔽了方言的层面。但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时期有一个短暂的陕北方言写作,出现了如《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这样的作品。这种稍纵即逝的写作跟四十年代末香港的文学运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简单来讲就是当时的边区政府是属于地方,它的方言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用来动员地方的民众。回头来看粤语文学,其实也是在晚清的时候蔚然大观,最重要是这些方言文学都跟一个地点关系非常密切。

方言文学的生命力

一九四八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化人聚集在香港,住在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叫做《大众文艺丛刊》,这是一本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刊物。这本杂志里面有一期发起了「方言文学运动」。茅盾、钟敬文都写了理论文章谈方言文学。不光有理论的,还有创作发表。丛刊里头有粤语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写作,后来还结集成册。但作者后来都承认这种尝试性写作是不太成功的,写出来还是没有那个味道。比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纯粹的方言写作,所谓纯粹的方言小说或者纯粹的白话文小说都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反而曾经几个学者说到多元化、「杂语喧哗」,体现在语言方面,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写作。

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有一个叫三苏(高雄)的怪才,写作速度非常快,现在很多人重印他的一本小说叫做《经纪日记》。他在写作中使用了一种叫「三及第」的手法,所谓三及第就是广东方言和白话文和普通话三者的结合,非常有味道。像这样的文体,学者给它很高的评价,但是有点后继无人。现在出现了一个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这个我们在香港的大学里经常听到一些同学说,在文学上还没有人写出成功的例子,但是却给我们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这样一种多元发生的文体是粤语文学发展非常开阔的一种可能。

与现实接轨的方言文学

二十一世纪粤语文学的发展,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这里面有几个先决的条件,第一就是多媒体扩展了粤语文学的读者群。很多人不在广州也不在港澳生活,但是他可以听懂广东话,他会跟着粤语歌曲唱。香港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大规模普及都扩展了粤语的读者群。电影字幕的发明影响很大,还没有人去研究,有了电影字幕,人物可以说各地方言了,港片在内地发行不用再找人来给刘德华、任达华配音。

其次,香港作家参加了一个「口述历史运动」,我觉得在大湾区的各地中有必要迅速地展开类似的活动。这一代有记忆的老人已经逐渐凋亡,将来都是一些没有记忆的人群,不把他们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非常可惜。黄碧云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长篇《烈女图》,再接再励写了一个《烈佬传》,在口述历史基础上也大量使用了广东方言。还有一个就是陈冠中的《金都茶餐厅》,用粤语讲述的同时也提炼了粤语。董启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章节全部是用粤语讨论深刻的哲理,这就是非常冒险的一个实验。前面几位使用粤语写作是因为让叙述者发声必须使用粤语,而董启章的构思则跟前面几位完全相反,日常对话用国语,哲理思考用粤语,反着来。但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有一个董迷,利用一本粤语字典,一个暑假把这本书啃下来了。这样一个阅读的例子是所有方言文学的写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读者接受面的问题,这是粤语文学的一些现实。

强调这些尝试,是想要给大湾区的其他作家提供一些参考。粤语文学存在着可能,但是能否成为现实还要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讲座教授。)


【文化绿荫】家 乡 ●胡燕青

圣经里有「更美的家乡」一语,指的是天堂。年轻时读到这个名词,我愣了一阵子。从没到过的地方何以称为家乡?

活了数十年,才体会到此词之深度。初小时,我从广州来港定居,父母认为我很快就适应。可惜,我一直没能摆脱人在异乡的感觉。 「月是故乡明」,我总觉得自己正活在一个暂时的处境里。现在退休了,始知这暂居之感并非「离乡」所致,反源自眼前一切无法「成乡」的风景。宇宙那么大的拼图中,人类也许都只是些剪出来的人形纸片,四面伸出不规则的棱角,到处放都不合适,只有亿亿万万分之一的一个小平洼,放进去后可以凹凸相连、天衣无缝。小平洼就是我们的「家乡」。而那地方,不在人间。

圣经又说,我们在世上尽都是寄居的。我们活着,原来就是要慢慢地领会这寄居的概念,好有动力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乡——上帝。杜甫说他「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把人类的处境全说中了。小学时,我们为了考上好中学努力;上中学了,又为了考上好大学而奋斗。大学毕业,自然要找一份好工作,拼搏一生——可是,且慢,原来是为了最终退休住个贵价院舍吗?这高速旋转的赛道,不知一早已把多少人甩到人生更边疆的地方去。总之,家乡永远只是卡夫卡的城堡,无论对社会精英还是草根百姓来说都一样,家乡总是远在他方的。

人都爱到风景壮丽的地方去旅行,相信这里面也不无寻找更美家乡的潜意识。可惜旅游使短暂之感更强烈,拍照「打卡」实在无法满足心里的向往。家乡意味着拥有。可惜谁在瑞士住上三十年,也无法把自己黏牢在一个雪山上,即使他是在那儿出生的,也只能在百年之后重新交出归属和拥有之权利。

更离奇的是,人会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嫌其不够好,希望他乡更有家乡感,而这却是个明显的悖论。到你想回头,你曾经住过的地方却大大地改变了,让你感到陌生。这与经济政治和发展都无关,却与你的童稚相连。原来当你从懵懂之年变得懂事的那一刻,流浪就已经开始了。家乡,只有到了你停止寄居于世,才会真的回到你身边。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荣誉作家。)


【文化绿荫】深圳的《飞狐外传》 ●胡洪侠

二○二二年三月我写过一篇〈书市与江湖〉,讲述一九八三年发生在深圳水库边的故事。那年的四月二十三日,首届深圳书市举办,展销港版图书为主的境外图书一万余种,其规模为中国内地一九四九年以来所仅见。书市主办者利用优惠政策,首次正式进口了十二种香港明河社版金庸武侠小说,开金庸作品内地传播史上「原版进口」之先河。虽然事先已有种种订购规定,报纸上对武侠小说与作者也只字不提,无奈各方追读武侠热情难于抑制,订数销量还是大大超过预期。为期一个月的书市总算平稳结束,谁知半年后还是出了乱子——发生了所谓「内参风波」:上面一纸「内参」追究下来,点名说深圳书市上销售的《飞狐外传》为宣扬封建迷信之作。单举出《飞狐外传》,是因为有记者在柳州书摊上「抓获」此书,摊主供认其书来自深圳书市。

我来深圳也晚,未能躬逢书市盛况,故事的重述端赖文献与访谈,其中疑点尚多。前些天新得深圳美术馆编《窗口效应——深圳美术馆建馆初期的经营与收藏.专题研究展》一书,其中影印的一份《关于深圳博雅画廊在「深圳书市」期间经营港版武侠小说情况的报告》,提供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细节。

原来,所谓「内参」,是北京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编印的《情况通报》。那篇令当时博雅画廊总经理雷子源闻之色变的文字,标题为〈柳州书摊充斥港台神怪凶杀小说〉。原文中列出了十二种柳州街头所见「坏书」,《飞狐外传》跻身其中。另外十一种书究为「何方神圣」,报告没说。

报告解释说,除《飞狐外传》外,其它十一种未在深圳书市目录中发现。报告承认,为书市挑选港版中文小说时,曾选择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四十四种进口,主要考虑「在众多的内容荒诞的武侠小说中,这两个作者的作品稍好一些(比较而言)。」报告否认了「《飞狐外传》来自深圳书市」的说法。书市只为图书馆服务,不接受个人订购。柳州图书馆书市期间曾订购十二套武侠小说,所持介绍信上说明是「图书馆藏书」。 「这样看来,柳州书摊上出现的神怪凶杀武斗小说,不可能来自深圳书市。」报告最后说:「今后,我们将停止这一业务,不再发售武侠小说。」

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是首届「深圳书市」举办四十周年,我正在策划复刻印行一套明河社初版《飞狐外传》以为纪念。

(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

粤语文学的现实与可能 ●黄子平
深圳美术馆编《窗口效应——深圳美术馆建馆初期的经营与收藏.专题研究展》。 (胡洪侠提供)

【文化绿荫】任你东南西北风(代开栏语) ●张欣

我是受正统教育长大的,所以在香港文化席卷大陆的黄金时代始终保持沉默,感觉说他们是文化沙漠并不为过,除了武侠、言情、鬼神之外,就是搞笑、无聊或者无厘头、富贵永远逼人。我当然也不喜欢宏大叙事,但是总认为文化应该有引领大众积极向上的作用,将「真善美」作为底色的纲常。

然而,多少年过去,当我发现无论有钱没钱都可以把生活过成一地鸡毛;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什么只是身心更感疲惫;那些被我们无限拔高的理想主义终成泡影。

我才终于明白了港式文化的真髓所在——它准确无误地投射出我们内心的荒凉与无奈。

无论是《英雄本色》、《纵横四海》里的义薄云天,还是《甜蜜蜜》、《桃姐》中的一己悲欢;也无论是师太影响一票城市青年价值观的小说,还是黄碧云温柔入骨的小资描写;以及星爷的功夫天下;报刊上无穷无尽的专栏、八卦、豪门恩怨之血战到底,无不成为我们今天的心灵写照。

人们记住的都是港文化带给我们的幻影,泥沙俱下、露骨毕现、震荡灵魂,都会对当时沉迷于此的自己不胜欷歔。

文化是什么?就是一种记忆和留痕。

尽管它可以步入颓败只留下叶蒨文的白发和林子祥苍老的脸;更像是纪念肥肥的郑欣宜演唱会;以及识别度有限的各路新星出道,所谓今非昔比概莫如此。可是那又怎样,月有阴晴圆缺,致使曾经的辉煌犹现灿烂,难道我们要埃及再出现一个金字塔吗?难道我们要求今人再画一幅《千里江山图》吗?

这样去理解香港是不公平的,记住曾经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可是我们的文化余韵又在哪里呢?又留下了什么?是否也影响过一代或几代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香港文化在我心中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在历经回归和融入湾区之后它会有怎样的演变,值得期待。

而我于心深处对于香港始终存有敬意,只因它永远像一个少年,帽子反戴谁也不爱。任你东南西北风我自漠然,只因为它曾经风华绝代。

(作者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