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光（以下简称「吟」）：祝贺葛亮老师！您既是香港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作为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凭借《燕食记》荣获第十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对您而言有什么特殊意义？
●葛亮（以下简称「葛」）：谢谢你！ 「红楼梦奖」是非常具有盛名和影响力的奖项，这届正好是二十华诞、第十届，获得奖项对我而言是一份殊荣。小说本身写我们粤港，是我第一部以广东、岭南、香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对生活二十多年这方热土的一份回馈。所以在香港获得这样一个重要奖项，有种回归的意义，对我的写作是很大的鼓励。
食物是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
●吟：《燕食记》书写岭南风物人情，面世以来广受各界肯定，荣膺众多奖项。您作为作者的创作初衷，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南方形象？当中既有您的亲身体验，可能也有经过调研，有什么是您在这个时代想要打造和传达的？
●葛：这是我长篇小说「家国系列」的第三部。前面有《朱雀》，关于我的家乡南京；《北鸢》是有关我的家族；到了《燕食记》，其实仍延续这样的轨迹，是一个心之所安的轨迹，实际上是家的轨迹。此心安处是我乡，无论我的家乡还是家族，对我的写作来说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滋养，包括在历史记忆的加持。
岭南相对于中原，有它的特点。中原文化更多强调作为我们文明根基的稳固感，在一系列民间观念里传达出来，比方说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我曾经称为「土的文化」，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也讲到了，更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构成一种非常稳定的格局。南方文化不同，我生长在江南，又来到岭南生活，它更加接近于我称为「水性的文化」，和海洋、河流的流动感相关，代表着文化在流转过程中的开放多元包容，也代表着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品性和倾向，并且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不断向外扩展、开枝散叶的过程。
所以它是海纳百川的文化形态。我思考怎样去表达这样的文明特征，能代表南方乃至于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我想到了粤菜，包括广式点心。因为饮食既是日常习惯所需，更代表着文化上的表达跟诉求。广东菜对于刚才讲到的文化流转性和灵活性，有非常鲜明的表现，比方说北上到北京形成官府菜，能够看到开枝散叶的过程。岭南文化到了另一方水土里，产生一种新鲜的转变样式，代表广东人「经世致用」的文化倾向，不同文化之间撞击、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变体。
另外对于岭南文化而言，我觉得食物也代表着对于历史观念或者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其实我们中国人都一样，比方说饮食和节庆节令相关，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甚至用食物来定义人生重大时刻，比方说中国人在红白喜事，家里有儿女婚嫁，往往会准备红绫酥；有长辈去世，要喝豆腐汤，这都是被食物所定义的人生重大时刻。
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机体，饮食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第一间茶楼叫做「杏花楼」，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刻。茶楼是喝茶交流的地方，三教九流出没于这个空间。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和杨衢云、何启就是在这间茶楼里，确定了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也因此确定了其成功之后的共和国体，甚至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恰恰是在广东这地域是被饮食空间所定义的。
被茶楼所见证的饮食和日常烟火，与所谓大历史观念或宏大叙事之间，就发生了交点。我在小说里写向太史和侄儿喝酒的时候，讲到他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实际上是用食物来表达或者记忆人生中重大时刻，这些个人记忆也结合历史的记忆。以上是我用饮食做器皿去装载岭南文化元素的原因。
●吟：对「物」的关照，在您作品中是一脉相承的。您自己在香港有没有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欢的食物？您在香港待了这么多年，情感可能逐渐有变化的，中间有很多流转，食物在某个场景当中，也会给您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记？
●葛：这要讲到当初我写作《燕食记》的初衷和出发点了，也可以讲是记忆的开端。我刚来到香港的时候，家里一个长辈带我去茶楼饮茶，第一次吃到粤式点心。记忆犹新的是，吃到了水晶虾饺，咬下去弹牙的那种感觉，里头的虾仁有一种十分丰腴的感受，是我对粤式点心抱有好感的开端。哪怕非常细小的早茶一个环节，你都能感觉到匠心匠意。我在小说里写到在大师傅眼中，真正合格的虾饺，有十四道褶子，厨师对于自己技艺的要求，也代表着食物本身传承的规矩，我觉得规矩对于「匠」相当重要。我在广东点心里看到了匠艺匠心，看到了薪火相承、记忆赓续，这是我想去表达的。我的长辈，包括祖父写他年轻时候吃点心的感受，这样一种朵颐之快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要经过自己的理解、体验和转化过程。
要说有什么变化，现在也出现了新派粤菜，对老的食物传统加以改良，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我觉得其实也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方面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乃至于饮食元素能够共融，还会有碰撞跟融合，在香港有这样饮食生态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值得激赏，体现这种这方水土的文化品性的多元共融。
积淀与激发 多元身份和特性
●吟：您觉得您现在的文学故乡是香港吗？您怎么定义故乡，或者说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漂泊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我自己也在思考，身份是由证件，还是由说什么语言，或是吃什么菜，或者工作单位等等决定？
●葛：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讲到南京和香港两座城市对我而言是同样重要的。我在南京生活了大概二十年，它在我身上一直处于积淀的过程，哪怕不自知。南京是六朝古都，吴敬梓先生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古典风雅的元素渗入到民间乃至于日常的城市。当时没有想过用文学表达，但是到香港之后，香港的节奏和南京完全不一样，触动我去躬身返照，去发现故乡的美，在差异性的审美过程中去表达。所以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比方：南京是我写作的温床，香港是我写作的磁场，两者都非常重要，前者代表着积淀，而后者代表它在某一个节点上刺激你、触动你，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
这个说法已经很多年前了，现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我也是不断积淀和接近的过程，所以有了《燕食记》。我总觉得你对一个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不够热爱的话，其实不能够很好很到位去表达它，表达过程中也是勉强和缺乏热情。所以我在居港二十年的节点写《燕食记》去回馈这个城市，是恰到好处的时间。
你刚才讲到一个词很好，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在流转中的人，对吧？以前地理对我们的限制太大了，为什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因为地方和地方之间不光是心理距离，还有物理距离的限制。但现在物理距离已经不重要了，从香港到南京只要几个小时，你也是一样，从香港回到安徽、到北京，都是一天之间可以完成。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每个人身上的身份都是多元的，而不是用单一标签去拟定。
●吟：这是我听过对故乡特别好的说法，多元性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特性。我想请教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您之前的很多创作，我印象深刻是语言的精美，古语和当代的结合，达到极致。叙事结构上，《燕食记》也有独特之处。另外我在阅读时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描写食物很多是写它的制作过程，反而比较少描摹色香味感官状态，当然也有，但写制作工艺的更多。这本书兼有了人类学的文化留存功能和意义。
●葛：谢谢你，首先你刚才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和我写作的取向是有关联的：对物的重视。除了创作，我也在关注岭南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以此为题写过一系列小说，包括关于古籍修复的《书匠》、理发的《飞发》、陶艺的《瓦猫》，近期《灵隐》写到澳门的木雕佛像造像。讲到「非遗」绕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匠」这样记忆的表达，更多并不是聚焦于最后的结果，而是过程。我也把粤菜师傅纳入到对「匠」的考察序列里，无论是技艺打磨，还是具体成果，也就是菜品制作过程，和考察近代乃至于现代历史的过程，是切合且相关的。 「匠」传承的过程，恰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流转。
另外一点，在《燕食记》里，我特意采用了非虚构和虚构两个不同的叙事方略：一个是在历史现场中，一个是在当下语境中的两个空间，或者说两种场景的转换。我想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人怎么样去看待历史？这里面「我」这个角色是一个现代人，可以和读者产生共鸣的代言人，对于历史一开始是茫然的，对细节还有一些误解。但是当他在研究项目的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慢慢走向了历史，走进了历史，借由非常重要的桥梁式的人物，比方说五举山伯这个角色，在历史现场他叫五举，在当下的他叫五举山伯，是时光的引领者。
传统文化会绽放出的怎样新意义？
●吟：我以为「我」就是您本人，有一定的非虚构性，您自己是原型。
●葛：我写作小说做田野调查的过程，某一部分确实是叠合的。你可能注意到一点，越到故事接近结尾的时候，「我」这个角色慢慢隐没了，因为他完全融入了历史，特别是在五举山伯的引领之下。五举山伯就像一块双面的水银之镜，一方面是对着历史，一方面是面对现代，所以非虚构和虚构之间从原来壁垒分明，慢慢走向了融合。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讲，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对历史必然需要用当代人的眼光去体察、去厘定、去表达，甚而是去评估的。
我让非虚构和历史两个场景同时存在的意义，因为我觉得需要去展现现代和历史之间的对话感。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现代人的眼光中，究竟会绽放出什么样新的意义？这才是《燕食记》里我想表达的内容。
特殊的文化水土 香港文学的多样可能
●吟：有您这么开放的作者，期待未来改编成果。您既是作者，也是高校里观察和评论文学生态的研究者。我们香港文学的生态也是受到很多关注，包括华文文学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内地也在加强国际传播。您感知当下香港文艺是什么样的风潮和生态？您在国际学界和读者群都获得认可，关于推动香港文学乃至于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关注，与其他文学体系对话，您有经验和建议吗？
●葛：首先华文文学是一个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和空间的发展，是各具擅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脉络，很重要部分是乡土文学，它根植于大陆，鲁迅先生之后几代人的不断推进和努力，一直在深耕。同时在港台也有它的发展脉络，像香港，以舒巷城和海辛先生的作品为代表，台湾的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可以分庭抗礼。同样一种文学形态，在不同的空间里有不同的表达，华文文学的这种多元性就此体现出来。
另外一点，在当下语境中，华文文学一直处于创新、不断进展、并且相互激励的过程。我前些日子为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做评委，读了参赛作品，有一个感受，有的作品处理很传统的题材，比如有篇是写东马一带的百年橡胶园，无疑灌注了浓厚传统感，涉及代际观念的撞击。但是它的手法又是富有新意的，首先是语言，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表达的格局感，而且具有一种试图和相异文学形式对话的倾向。所以我会觉得华人文学的伸展维度和阔度可以无限的大，在不同地方的生命力都非常蓬勃。
另一方面，我觉得香港文学本身蛮难定义的，我相信吟光你作为作者，从自己写作体验也感到这样。可能性非常多，有生长于斯的视角，有过客的视角，有外来者的视角，有文化融合乃至于撞击的视角，有历史的视角，也可以是当下的视角。香港作为文化水土的意义，就是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及可能性。
写作的意义 新的创作计划
●吟：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葛：我的创作部分叠合了这些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特别是对岭南文化传统跟非遗之间的关系，你也讲到了有关于「物」的意象的重要性，或许新的作品还会在这个范畴。岭南文化传统中非遗的自身成长和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见微知著的结合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呈现跟表达。
我讲文学和文化表达的可能性，并不是要用古典去救赎当下，而是在于古典和当下本身，并不是所谓壁垒分明的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而是在香港这个城市里面互有触动和交合的。所以我的小说，不期望给读者去下一个结论，现在互联网或者说后媒体语境，每个人都需要很审慎，我在作品里就是表达跟呈现，把我体会到的呈现给读者，然后读者从自己的角度去做相应的反应及反馈，并结合他们生命的认知和体会，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了。
（吟光为青年作家、香港作家联会常务理事，出版有《港漂记忆拼图》、《上山》、《天海小卷》。）
（本文为节录，全文刊于《明报月刊》文化附册《明月湾区》二○二五年一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