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只要澳门作家在当前百花齐放的荣景中齐心协力，互相扶持，用心栽花种草植树，必能创造出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创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为说好『澳门故事』立碑，更为拥抱人文湾区和人文中国，增添斑斓华彩。澳门文学长出参天大树，必将指日可待。」今年适逢澳门回归及特区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本刊特邀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撰文回顾澳门文学的发展、重要历史时刻与丰盛成果。
澳门，由于她的历史和地缘关系，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最早交汇的地方。自明中叶以来，中外文人墨客相继来到澳门或附近地区旅居、游历，所见所闻，无不触动他们的情感和灵感，在诸多文学佳作中也留下了这些踪迹。汤显祖所作的《香岙逢贾胡》，便反映出他首次遇见西方商人的惊喜，在《牡丹亭》中以佛学的宗教标记指代澳门天主教传教事业的蓬勃景象；葡萄牙诗人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 ）游历东方所作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又译《葡国魂》）的部分情节，早已通过纪念建筑的描绘而深入澳门民心，成为了澳门城市文化标记的一部分。
及至清代，吴历创作《澳门杂咏》三十首，其中「一曲楼台五里沙，乡音几处客为家。海鸠独拙催农事，抛却濠田间浪斜。」生动地反映出当时澳门商埠的地位以及在经济上对海外贸易的倚重。晚清来澳门生活的葡萄牙诗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所创作的《滴漏》（Clepsidra），更被葡萄牙文学界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典范，对二十世纪葡萄牙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澳门文学百花齐放的繁荣年代
进入二十世纪，澳门文学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年代。中文、葡文以至「土生葡语」文学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以创作旧体诗词为主的「雪社」，与民国几乎同龄，虽然它只是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雅集，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作为澳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本地居民为骨干的文学团体群落，对澳门诗歌发展有突出的贡献，影响也非常深远。上世纪三十年代，笔名「华铃」的澳门诗人冯锦钊在上海发表过大量新诗和译作，在抗战时期名噪诗坛。而一九五○年《新园地》创刊和六十年代「红豆文社」的成立，既标志着进步文学与澳门文学合流，文学创作题材走向本土化，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殖民管治的环境下澳门基层社会生活的种种现实，奠定日后澳门文学蓬勃发展的根基。葡裔社群在同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既反映族群生活，又反映对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和平共处的期盼的作者，例如江道莲（Deolinda da Conceição）、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飞雅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
一九七六年，葡萄牙进入第三共和，权力下放让澳门掀开社会制度本地化的历史新页，并随着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前途问题而进一步深化。渐渐地，不少在澳门居住的人从过往「逗留」的心态演变成「定居」，而各项社会设施的建设和落成，使澳门的不同群体有了共同相处的空间和沟通的机会，造就了澳门本地造型艺术、文学创作、历史研究和出版方面自八十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在这段时期成立的「澳门笔会」，目前仍然是联系团结澳门文学创作者的广阔园地，在构建澳门本地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总结经验、巩固记忆、提炼精粹、充实内涵的作用，现已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报界和学界在推动澳门文学发展上也不遗余力。一九八三年，《澳门日报》开设「镜海」文学专版，翌年举办「港澳作家座谈会」，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时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于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举办过两次澳门文学座谈会，进一步凝聚澳门文学界的集体意识，大大激发了澳门本土文学创作的热情。
一九九二年，澳门基金会改组，成为一所致力推广澳门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中葡合作的机构，也为抒发澳门文学创作热情提供必不可少的平台。在澳门笔会和《澳门日报》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基金会设立「澳门文学奖」和「读后感征文比赛」活动。随后，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澳门文学「八选」——《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当代诗词纪事》、《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 《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当代剧作选》，以及《澳门现代诗选》，形成澳门文学的基本面貌，树立起澳门文学界的群像。
为发展和壮大澳门文学事业奠定基础
就在这个时期，在澳门基金会的统筹下，澳门的文学界也逐渐与内地的文学艺术界团体建立联系，还在回归前夕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二十册的「澳门文学丛书」。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大家庭，本地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性既是社会现实，也成为澳门社会的普遍共识。澳门回归二十五年，既是澳门历史上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期，也是澳门文学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澳门文学界不但有幸成为这个激情澎湃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有幸成为这个翻天覆地时代的记录者和书写者。 「澳门文学奖」和「读后感征文比赛」的参赛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代表澳门文学界最优秀一面的品牌项目，加上由其他文学团体和文化主管部门举办的「澳门文学节」、「纪念李鹏翥文学奖」、「澳门文学馆」等，更为储备澳门文学创作人才提供平台，为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澳门文学事业奠定基础。
事实上，澳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既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基因，也由于澳门城市开放包容的特性，而又有着她独特的个性。澳门文学的个性也随着澳门城市的变迁和发展而变得更加鲜明，艺术表现方式也趋向多元，其背后的思想意涵也渐渐成熟。以「澳门文学奖」为例，主办机构注意到澳门在从以往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发展至今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的过程中，她的知名度、关注度在华人世界里也越来越高，因此从第十二届开始，把参赛对象扩展至全球华人，目的是希望澳门文学在既有以本地视角创作的作品基础上，尽可能吸纳以外地视角观察澳门的作品，通过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思想之间彼此交流、碰撞，提高澳门文学的参与度、质量和传播力。目前本地作品和外地作品的参赛比例大概是二比一，获奖的本地作品既有资深作家，也有青年后进，外地作品对澳门的想像，也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鲜感。
二○一四年，澳门基金会与中华文学基金会合作出版「澳门文学丛书」，至今已出版五批共七十九册。 「澳门文学丛书」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澳门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丛书是澳门回归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角度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
澳门文学再上层楼的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为澳门文学再上层楼带来机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华侨文化和粤商文化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岭南文化，是构建湾区文化共同体的丰富泉源，而澳门数百年不间断的中西交流经历，不仅奠定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事实上，无论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还是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贯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澳门拥有古今同在、中西并举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具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互鉴丰富经验，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会环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话语体系，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文明实验室。澳门最擅长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也是国家在全力提高软实力的当下所最需要的，也是澳门在协助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湾区文艺创新中最能发挥作用和作出积极贡献之处。
正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本身既有的共同性、独特性和多样性，为我们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通过文学创作展开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格外优越的条件。澳门的文学不仅书写小城的人事景情，其视野也逐渐拓展到更广阔的时空，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澳门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原大地也找到了知音，不少优秀作品还翻译成外文出版。通过人文湾区的平台和跳板，澳门文学创作使澳门鲜明的文化城市形象、韵味更加亲近、可爱、鲜活，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澳门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提供丰富的养份。
诚然，共建人文湾区，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虽然澳门文学仍缺乏标竿性作品和标志性作家，但澳门文学因着澳门拥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充满人性光辉的面貌而绿草成荫，生气盎然。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所折射的精神、价值和力量，必将协助澳门文学栽培出参天大树，使澳门文学发放更璀璨的光芒，照耀更多的人们。
澳门回归二十五年来，作家也成为这个伟大时代中的积极建设者和贡献者。只要澳门作家在当前百花齐放的荣景中齐心协力，互相扶持，用心栽花种草植树，必能创造出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创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为说好「澳门故事」立碑，更为拥抱人文湾区和人文中国，增添斑斓华彩。澳门文学长出参天大树，必将指日可待。
（作者为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万花筒】■《面纱》的启迪●陈德锦
不打算拿电影和小说作详细对比，但二○○六年拍成的《面纱》（港译：《爱在遥远的附近》，原著：The Painted Veil，一九二五出版）电影版本（三部最近期的一部），有颇堪一议的片段：细菌学家瓦尔特．费恩，到一个受霍乱肆虐的中国村镇工作，不但充当医生，还帮助引水工程以便减轻疫情。却为保持水源洁净，劝喻民众迁坟，触怒地方军阀（其扮相滑稽得引来一笑）。瓦尔特对贫穷山村的孩子很有爱心，拿碎钱分给他们，但在研究病菌时因感染而亡，下葬时只以草席裹体。镜头再转，跟瓦尔特同行的妻子凯蒂已回到伦敦定居，与小儿子在路上碰见查尔斯．唐生，这殖民官仍念念不忘曾与她出轨的一段情，可是凯蒂掉头便走，仿佛已重得新生，摆脱了旧我。
以上电影片段，在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原著中并无出现，是编剧者所加插，目的似一方面在强调瓦尔特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说明凯蒂的自新终得成功。电影导演深刻明白，即使为了讨好「消闲」的观众也必须抓住一个题旨，因此做好了叙事铺垫，「丈夫殉道而妻子获救赎」，优美的山水配以演员出色的演绎，画龙点睛地完成题旨的塑造。
阅读原著，大概不少人也会猜想题旨合该如此。小说与电影并观，甚至觉得后者颇为「忠于原著」。电影确实把小说中的东方主义色彩尽量淡化，小说中凯蒂对「贞节牌坊」和山上神庙的神秘感通也只轻轻带过，更略去那海关助理专员韦丁顿对凯蒂大谈什么是「道」：「失败和成功，谁能辨别两者何时交替？……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强的人。」要讨论《面纱》的宗教启迪，也许只是从修道院院长放弃贵族身份来华助养孤女，激励了凯蒂洗心革面这方面着墨便足。
然而，果真如此，毛姆这部小说就真是「通俗」不过了，也不必布置那么显眼的东方象征却又似轻描淡写。不应忽略小说序言中，毛姆提及自己阅读但丁《神曲》的感受：《炼狱》第五章讲及中世纪一个贵妇，因丈夫怀疑其不贞而被囚于一个荒僻的城堡，城堡里的毒气能致人于死。贵妇之夫不与她交谈，不听她的哀诉，正欲以此闷不作声的方式作为报复。她死前未能悔罪，但求早日脱狱得上天堂。
毛姆是否根据这故事原型重塑一个现代版？试看：瓦尔特半央求半强逼凯蒂跟随他到疫区，的确怀着报复心理。他在疫区忙于看病，却不大理睬凯蒂；他死了（有薄棺下葬），她相信自己从未爱过他。这时刻，凯蒂可谓已进入生命试炼的第一层阶梯。离开地狱般的霍乱疫区，看见稻田的丰美，感到「自由」了，她要看清楚身边人所挂的假面，也要逐步把自己的「面纱」除去，而这个自我认识的历程，却非一时一事的突变所能完结，而碰巧在凯蒂身上更是缓慢渐进的。真有神灵主宰我吗？ 「贞节」是否德行而可抹杀炽热而忠实的恋情？不旋踵，在香港短暂停留的日子，她的「自由」让她软弱起来，重投查尔斯．唐生的怀抱。直至她毅然离港，答应陪伴老父那一刻，这或可算是她逃脱炼狱踏上第二层阶梯的冀望。小说并未写到几年以后已为人母的她。
不能直截批判时代病态？
要说毛姆凭着一个传说演述一则现代人爱情孽缘，有相当具体的心理刻画，故事和人物虽取自现实却没有典型意义，那么《面纱》岂不如同一出戏剧，颇有诗意而未免轻巧，不能直截批判时代的病态？但故事终归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充斥虚假「面纱」的英国上流社会，这类爱欲和婚姻倒错的事件大概不会罕见。 《面纱》主人公本来取名蓝恩（Lane）而非费恩（Fane），却不巧与一对在香港的夫妇同姓，毛姆因此被告上法庭，一个与唐生职位相近的殖民官员也打算兴讼。毛姆被逼把故事背景由香港改为「清延」再予发行，后来才回复原名（电影把背景又改作上海）。但无论如何改动，毛姆执意散发的异国情调还是存在的，但对人物的影响在于启迪而不是僭夺，因此小说题旨毋宁是「观看人生的真与假，通过陌生的世相了解自我」，不关乎观照的是东方或西方。唯一例外是韦丁顿与满洲女子的两情相悦，韦丁顿该视之为生命中所遭遇的「道」，这个圆滑处世的殖民官活出了他把握到的一丝儿「东方主义」 。
（作者为香港作家、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