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香港著名学者、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玉山荣誉讲座教授陈国球近年推出了两部著作，分别为《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修订版）与《抒情传统论与中国文学史》。两部著作凝聚了陈国球对于中国抒情传统论的信念，为古典与现代找到对话的可能，在文学世界里觅得人性的光芒。本版特约记者李浩荣三月初亲赴台湾访问陈国球教授，专访中，陈教授将回应关于抒情传统论的不同看法。
李浩荣（以下简称「李」）：中国的抒情传统论是您研究中的一大重点，请问您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理论的呢？
陈国球（以下简称「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冒起一群耀眼的青年学者，如龚鹏程、颜昆阳、蔡英俊、吕正惠、郑毓瑜等，他们都是研究古典文学出身，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均意识到古典文学面对着现代社会的冲击，并想方设法，与之回应。当时，高友工在台湾大学讲学，形成一股热潮，这些青年学者从高友工再追溯到陈世骧所提倡的中国抒情传统论。这理论正好可以给予他们崭新的角度去审视古典的渊源，与西方相对照。那时候，我在香港大学念硕士和博士，不时跟台湾这批青年学者通讯，当中便有讨论到抒情传统论。我没有见过高友工，而蔡英俊和吕正惠上过高友工的课，私下也常跟老师请教。他们说，高友工聊天时，学术理路清晰易懂，不像读他的著作那么晦涩。同时，我又是《中外文学》的订户，而高友工的文章常在那杂志上刊登，所以我对他的理论已有所涉猎。不但是高友工，那时我还读徐复观与王梦鸥等人的著作，他们的文艺观点都有助于我建立自己的学术视野。
抒情诗传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
李：九十年代呢？
陈：九十年代，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班上有些来自大陆的学生，他们对港台海外的中国文学观念所知不多，于是我便跟他们讲述抒情传统论。其中一位由我指导的博士生张晖，后来写成《中国「诗史」传统》。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抒情传统与诗史之关系，写得非常好。在科大时，杨牧是我的同事，他也是陈世骧的学生。他有一篇论文〈周文史诗：诗经大雅之一研究〉，这正好弥补了陈世骧的论述。因为从胡适、朱光潜、林庚，到陈世骧，都认为中国没有史诗，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但杨牧认为《诗经》已有史诗了。张晖用「诗史」的研究去补充我的抒情传统论，正如杨牧用史诗研究去补充陈世骧的论述一样，都能够丰富抒情传统论的内涵。
李：抒情传统论于冷战时代被提出，有论者认为这是中西二元分立思维下的产物，是将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从这种思维方向出发，是无法真正寻出中国文学的价值。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呢？
陈：抒情传统论的论述源头可以追溯至晚清，当国人察觉到中西文学之异，首先关注到西方文学所有而中国文学所欠缺的方面，然后再发掘出中国文学之所擅长。前者是基于一种反思心态，中国社会积弱，中国文学有什么不足呢？现在很多人批评这种心态不健康，但是我认为研究文化史，对前人抱有同情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后来国人发现中国的抒情诗早于西周便有着全面的发展，纵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述里有提到抒情诗，但不成系统，西方着重的是史诗与悲剧。陈世骧特意指出抒情诗的传统是中国文学光荣之所在。要了解陈世骧这理论，得从他五十年代的论文入手，如〈探求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研究「文学批评」的起源，就是为了理解中国的「文学」（始源是「诗」）观念的最早构成方式，再发展成后来的各种文学样态。在那篇论文里，陈世骧聚焦探讨「诗」字的由来，这思路一直延伸至他后期对抒情诗的颂扬。有些人批评抒情来自西方「Lyric」这概念，不适合套用在中国文学上。其实，「抒情」一词我国古已有之，我在〈「抒情」的传统〉便举出大量的语例，历代不断。当然，借用抒情这词语来翻译「Lyric」，词语的意涵会有所丰富，但我们不应该说抒情只是舶来品，便弃之不顾。
抒情传统与其他传统并非互相排斥
李：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有很强的叙事传统，虽然高友工曾讨论《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但论述时，已将叙述传统消融于抒情传统里去。强调抒情传统，会否使人忽略中国文学里其他的传统呢？
陈：林庚是朱自清的学生，年轻时期跟陈世骧也有所交往，朱、陈二家都是抒情传统论的代表人物。林庚写过《中国文学史》，文笔清丽，想像丰富；他强调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由于林庚不曾出国留学，他的论述是在中国境内完成。这也驳斥了有些人指斥抒情传统论是西方汉学的产物。林庚指出中国的小说戏曲有很重诗的成份，这里的诗不是指体裁，而是指作品精神洋溢着诗意，展露出作家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以心印心。高友工也有类似的看法，两者是独立的研究。当然，抒情传统并不能解释中国文学里所有的现象，而是提供一个切入的角度，与解释事情的方法。保罗．德曼有一部书叫Blindness and Insight，言学者看事物若有洞见，亦会有所不见。抒情传统论为我们提供阅读小说与戏曲的新角度，纵然有其盲点，也不足为奇。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指出中国史传文学以故事为主体，而非像西方的历史著作般，依年份纪事。普实克说这就是抒情诗作用的反映——著者根据他对历史的认知，选取他觉得有代表性的事件，串联起来，以展现历史人物的性情。故普实克认为，在中国，史即诗。学者研究问题，最好是既见树又见林，而抒情传统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依着这框架，我们可以找到新的微观切入点。中国文学有不同的文体，但当中以诗最为重要，几乎每一个士大夫都写诗，诗贯穿了士大夫的生活与思维。如果我们用诗化的角度去解释其他的古典文类，那又有何不可呢？当然，自晚清梁启超大力提倡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以后，诗是否再有凌驾之地位，这一点可以商榷。但是，不要忘记梁启超本身就写下大量的诗作，而他指出小说支配人心的力量，在于「熏、浸、刺、提」，这些都是讲人心与外部世界的呼应，也是中国诗论一直追求的抒情精神。
中国诗歌另一特色是以小寓大，善用象征。且看小说与戏曲，如《黄粱梦》、《红楼梦》，皆是借梦幻仙境来象征人世，这不就是诗歌手法的挪借吗？
有些研究小说戏曲的同道觉得抒情传统论很霸道，好像抒情诗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那或许是受到陈世骧那篇演讲辞〈论中国抒情传统〉的错误翻译影响。过去将讲辞里「tradition」一词，译作「道统」，显得唯我独尊，那完全是误译。 「Tradition」该译作传统，而抒情传统与其他传统并非互相排斥的。我最不想把抒情传统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李：在〈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中，陈世骧对美刺传统不以为然。然而，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受礼教传统影响甚深，若然抒情传统论排拒礼教传统之影响，那是从根本上就无法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色。对此，请问您有什么看法呢？
陈：抒情一词，见于《楚辞．九章》「发愤以抒情」，自此以来，便一直跟政治挂钩。美刺传统一直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跟抒情传统是没有冲突的，两者都是抒发个人感受的一种方式。张淑香便是从「诗可以怨」这一点来解释抒情传统。
抒情传统论核心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话
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很多宏大叙事的文学，如革命文学与「红色史诗」等。这块文学版图是否属于抒情传统论所无法进入的领域？
陈：王德威近年在大陆的主流学府讲授抒情传统论，将抒情传统论扩展至现代艺术的领域，这是在五四以来政治与文学结合的论述外，另辟出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其实，陈世骧生前已很关注「红色诗歌」，他曾主持一项研究计划，搜集和分析大跃进时期的大陆诗歌。这些民间的「红色诗歌」常给人千人一面的印象，但陈世骧认为无论作品如何教条，当中总能找到人性的一面。而夏志清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他研究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小说，从千篇一律的叙述中，夏志清依然能找到具有人性的刻划。可见，哪怕在一个讲求斗争的年代，我们仍然看到亲情、尊师等情节，人文精神并没有被磨灭。这当然不是一种主流的声音，而学者们（如现在的王德威）正要将这些潜藏的声音发掘出来。唯物论强调环境与政治之关系，至于精神与情感皆被视为虚幻。我反而认为这些看似虚幻的情感倒是真真实实的，假如我们无法看见，那只能寄予同情。
李：您认为前辈学者对抒情传统论的定义，是否具有指导作用？这理论核心不变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陈：当我论述抒情传统时，不会被陈世骧或高友工的见解所束缚。黄锦树借用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霍布斯邦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来分析抒情传统论之创建，指出一个意念只要被人们不断大量论述，久而久之，便会成为一个传统。正如人们以为男子穿苏格兰裙是苏格兰悠久的传统，但其实历史甚短，只是给予人们很深的印象。抒情传统论是现代学者发明之理论，这说法我不反对，我只渴求从古典中寻找资源来跟现代对话，并丰富我们现在生活之意义。抒情传统论有其出发点，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变化。这世界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如果不变，那样事物便会显得僵化，失去生命力。即使古代，建制力量用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固定下来，但还有科举制度以外的人去寻求突破。抒情传统是一个标签而已，我不介意换上其他的字眼。像陈平原，他便是用「诗骚传统」来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质。那是他博士论文的观点，当时他大概没有读过陈世骧，而是受到普实克的影响。可见，不管从何种的学术训练切入，大家同样见到中国文学里以诗作为核心的一面，即使小说也可以有很强诗的成份。我觉得抒情一词及其相关的观念在古典文学里频繁出现，用来描述中国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质是最恰当不过。全由西方的角度去论述中国文学并非我的本愿，我希望从中国传统里找到论述的资源。我认为抒情传统论最核心的观念在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对话不同于抒发，不是作者自己讲完了话便算数；作品里也要回应外部世界如何给予我回应，草木的荣枯、天气的阴晴、政治的转变，如何刺激我的感受。西方文学当然也有这些的东西，但不及中国文学那么强调这抒情的面向。你可以不认同我的说法，但至少你听过有这么一个角度，日后你读中国文学时，不妨拿这个角度来看看合理不合理。
（本文图片由李浩荣提供。访问及整理者为本刊特约记者、香港作家联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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