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搶人才」措施;其中最為矚目的,便是「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根據今年9月19日勞工及福利局提交的立法會文件,經高才通計劃下來港的18歲及以下受養人,在2023年為51,029人,2024年有51,108人,至於2025年截止8月底的數字,則是27,357人;如以數字推斷,這批「適齡生員」逾十四萬人,其中不少會入讀香港的中小學。
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會長尚海龍指出,無論是來港的高才,以至在港接受教育的高才通子女,都是香港目前和未來的人才,務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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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的三點優勢
眾所周知,不少高才通來港的目的之一,便是讓子女可以接受香港的教育和出路。尚海龍認為:「這個優勢的核心根源在於一國兩制下的教育獨特性,可歸納為三點:一是辦學主體多元化,這是香港教育的基礎優勢。二是升學出路多元化,這是高才家庭最看重的『結果優勢』。三是教育資源公平性,對比內地部分城市教育資源與戶口、住房綁定的情況,香港的『唯才是舉』讓家長更有安全感,也避免了『一入學校定終身』的局限。」


為香港教育「注入新血」
他認為,正是這優勢,讓子女教育成為高才選擇來港的核心誘因。而數以萬計的高才願意放下原居地的舒適圈、社交關係「闖香港」,亦是對香港教育能滿足子女全人發展的認可。
對於大量高才通子女湧入香港就學,對香港本地教育會否產生衝擊和影響?
尚海龍認為,必須讓數據來回應,他解釋,在疫情未退和社會事件的影響下,香港人口一度從高峰減少約40萬人;在生育率下降和移民潮的疊加下,有學校面臨「生存危機」,而高才政策所帶來的變化,其實是「逆轉性」的:人口回升至758萬(接近疫情前水準);而教育方面最直觀的改變,是直資學校「一票難求」,原本計劃要「殺校」的學校大多能組1-2個班,避免了停辦危機。簡言之:高才通子女的插班,是為香港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
尚海龍指出,長遠而言這個影響也是積極的,一方面是生源充足讓學校得以存續,進而保留優質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高才通子女亦能推動香港校園的「文化多元化」。
全人教育應有之義
同時,尚海龍亦留意到,高才通子女在港求學和插班的適配問題上,有兩點需要磨合,一是「名校情結較突出」,一是「課外發展需補強」。因為內地插班生普遍對學業專注度高,但在香港重視的「第二課堂」(如社團活動、興趣培養)上存在「短板」,尤其臨近升學的中三四學生,因急於適應考試體系,往往會優先聚焦分數,忽略課外能力提升。但小學低年級學生因升學壓力小,更易以平和心態融入多元教育。而他認為,這種差異只是「適應階段的階段性問題」。
他指出,高才通子女所帶來的「多元化視角」,對香港教育其實是「補充」而非「衝擊」。因為香港教育本就強調「欣賞不同學生的閃光點」,內地插班生的「學業專注」與香港學生的「課外活躍」結合,能讓校園更具活力,這正是「全人教育」的應有之義。
供需矛盾和破局之道
對於當前高才通子女插班的核心問題,尚海龍指出,其實是「供需矛盾」:高才通子女對優質學額的需求持續增長,但香港優質學額數量長期不變, 甚至因區域發展失衡而「萎縮」。一方面是「區域資源失衡」,另一方面是「辦學模式限制」。香港優質學校多為「單區辦學」,官立學校、直資學校均無「集團化辦學」案例,導致優質資源無法擴散。
提升優質教育價值
他認為,破局思路有兩個方向,其一是鼓勵優質名校通過「跨區建校」「品牌輸出」擴大覆蓋,或通過「聯合辦學」將優秀校長、教師資源輸送到生源不足的學校,提升整體教育品質。其二是「適度擴容班級規模」,增加優質學額,讓優質學校的「教育價值最大化」。
同時他也指出,高才通子女插班生的融入問題主要有三:分別是「資訊差」、「語言關」及「心理適應」,而高才通協會對此也進行了針對性工作,一是「打破資訊差」,解決「選校盲目性」;二是「攻克語言關」,開設免費粵語培訓班,並推動政府增加公立粵語課程資源;三是「助力課程與心理適應」,推動開設「暑期適應班。」
他呼籲,學校應多關注插班生的情緒變化;同時社會亦應摒棄「分別心」,而是有香港身份證就是「香港人」,不能因「非土生土長」就排斥,唯有包容才能讓孩子真正融入。
提供人才支撐
尚海龍相信,由於高才通子女成長於「多元教育環境」,兼具內地根基與國際視野,能為香港「新型工業化」、「數字經濟」等產業升級提供人才支撐,打破香港傳統產業「路徑依賴」。並且, 這個群體會形成「高二代現象」,塑造香港新的「社群文化」。不僅如此,對高才通子女而言,香港亦是「了解一國兩制、對接全球」的「訓練營」,若回到內地,他們能將香港的「國際化視野」「規則意識」帶回,推動內地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