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讲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与欧洲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推出二十万字英文力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弥补当前英文世界的中国文学史欠缺中国人视角的遗憾。他将中国文学之美，用优美的英文写出，在国际舞台与中国文学之间搭建起新的桥梁。为深入了解这划时代著述的编撰与精神内蕴，本版诚邀张隆溪教授于二○二四年二月八日在香港上环作了专访，详谈著述的历史观、叙述方式、研究方法、关注点、文本翻译、跨文化比较，以至对世界文学正确定义的看法和未来著述计划。
前言：张隆溪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长期研究西方的文学理论与世界文学，撰有中英文著作二十多种。二○二三年，他出版英文专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史》，London: Routledge），以一人之力，梳理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超越欧洲中心论，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的经典作品。专访里，张教授会剖析他的「文学史观」，并会比较中、西方各种的文学观念。
李浩荣（以下简称「李」）：在大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以前，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本以英文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分别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两部书对您的写作有参考价值吗？请谈谈二书之优劣。
张隆溪（以下简称「张」）：《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我的文学史写作，不但没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我的写作是针对这两本书的写法而作出的。我是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出身的，所以对西方的文学发展史比较熟悉。十九世纪是一个撰写历史、文学史的黄金时代，当时很有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叙述就是把历史如实地讲述出来。」（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学史作品有很多，其中有法国学者丹纳（Hippolyte Taine）编撰的《英国文学史》（一八七二）。丹纳提出文学的产生有三个要素，即民族的、环境的和时代的，这都是跟作者所生活的地理、文化、时代息息相关的。
还有一本经典作品，由意大利学者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撰写的《意大利文学史》（一八八三）。桑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里写到但丁，说但丁写《神曲》可能有作者本身的一些想法，然而《神曲》完成以后，其意义已超出了作者本身的意图，所以我们讨论《神曲》时，大可不必以作者的意见作为基础。桑克蒂斯的看法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新批评与形式主义的产生等，但却变得不太利于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这样子说，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其关注由作者转向文本，然后再从文本去到读者身上。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于什么是真实、有没有可能真实地重现历史等议题，产生了很大的质疑，甚至历史的逻辑、因果关系等，皆受到强烈的批判。对文学史批评得最厉害的代表人物就是海登．怀特（怀特是我在加州大学时的同事），怀特认为，历史的叙述跟小说的叙述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是把不同事件有条理地串联起来。这就恍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是对一个完整行动的模仿一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傅柯也抱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知识与权力存在共谋关系，谁掌握权力，谁就有话语权。所以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种说法不是全然的错误，但影响极坏，抹煞了历史与文学的界线，使历史显得不再可靠。有一回，怀特去演讲，说历史的叙述很多都是虚构的，台下一位老太太举手发言，露出手臂上的一行数字，问怀特：「你的意思是说，我手上这行数字是虚构的吗？」那些数字是老太太给关进集中营时，被纳粹烙在手臂上的。怀特当时显得尴尬万分，几乎下不了台。当然，怀特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但他的理论确实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评论家詹明信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历史感。他讲的是西方的情形，所以，二十世纪的欧美学界几乎没有一个人写成的文学史。在这个背景下，有两部很重要的文学史诞生了，其中一部是《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不是Emory Elliott一个人写的，而是他召集一群人共同写成的。另外一部是《新编法国文学史》（Denis Hollier.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这两部著作摒弃了过往那种宏大的叙述，不再采用「死去白人男性」的观点，不再重复那些父权、建制、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这两部著作是由数十个学者一起参与的，每一个人就写自己的专业知识，例如剖析当时的社会情况、出版业的兴衰、印刷术的发展等，五花八门的学问，但谈文学的篇幅就相对少了。哈佛大学教授戴维．珀金斯在九十年代写了一本薄薄的书《文学史还可能吗？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珀金斯的答案是不可能了。他以上述两部文学史为例，称之为「后现代式的百科全书」，书里尽是条目式的知识，但知识之间没有连贯性。这两部文学史的写法还是有影响力的，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就是采取相同的方式，召集一群学者共同写成，旨在呈现一种多元的历史观。然而，我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是不适用于中国文学史的。
专注于分析作品和文学形式的发展
李：《剑桥中国文学史》强调以「文学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中国文学，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分析作品时，我看主要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您撰写此书时，有否考虑过研究方法的问题？
张：美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可以用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因为西方读者熟知欧美的著名作家与作品；但是，在外国读者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学的情况下，还大谈特谈中国古代的出版市场、书籍的印刷等，那就是不恰当了。所以，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里，我专注于分析作品本身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以「诗」为例，最早的《诗经》以四言为主，到了汉代，发展出五言、七言诗来，而且开始注重声调。中、西诗人写诗的方法是不同的。中国人写诗注重声调、平仄，西方人写诗则留意轻、重音，如抑扬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西方还有无韵诗（blank verse），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和米尔顿的《失乐园》都是不押韵的好诗。中国的诗尤其是律诗的发展，跟声韵平仄是密不可分的。沈约曾经写过《四声谱》，虽已失传，但我们知道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已关注四声的区别。在书里，我还分析了词、散曲、小说这些文体的发展，譬如讲到小说这通俗文学的成熟，就是跟商业、城市和市民生活的发展有关系。
「我想给西方读者介绍纯粹的中国文学史」
李：《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宇文所安自言，其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展现西方的学术视野，例如有专文介绍西方喜爱的唐代诗人寒山。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则没有提及寒山。西方学术视野或西方市场口味，是不是您撰书时关注的项目？
张：我的书里提到许多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如写元代时，提到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又如讲到《赵氏孤儿》时，叙及此剧翻译成法文以后，受到伏尔泰等文豪的热爱。但是，我在书里没有提到寒山，因为唐朝大师辈出，论诗人，寒山是完全排不上号的。美国文化界喜欢寒山，如诗人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便对之吹捧有加。五十年代，施耐德在柏克莱读书，问老师陈世骧该去研究哪位中国诗人，据说陈世骧觉得若推荐杜甫、李白，对施耐德来说未免太深了，就推介寒山给他，果然合他的口味。寒山走红还有时代的因素，那时刚好碰上嬉皮士流行的年代，美国的年轻人喜欢穿着袈裟，扮成洋和尚，读一点东方的禅诗。但是，我写中国文学史，绝不会按美国人的喜好来决定内容。况且宇文所安对中国语言和诗的理解，我向来是抱持怀疑的态度。说到底，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毫无影响力，如果中国人写文学史去谈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另外，我的书里刻意避免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去阐释中国文学。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一直是教比较文学的，从柏拉图讲到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西方的文学理论我很熟悉，但我想给西方读者介绍纯粹的中国文学史。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翻译了大量经典诗文，请问您翻译时，会否参考前人不同的译本呢？谈《红楼梦》那一节，您特别提及霍克思的译本，此版本有什么好处？
张：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还得用英文作为媒介，因为英文是一种普及的语言。写中国文学史，如果全是拼音人名、地名，外国读者恐怕难以卒读，所以，每讲一个作家，我必然要举上一些作品示例。书里引用的文本皆由我亲手翻译，因为去找别人的译本很麻烦，而且涉及版权问题，再者别人的翻译也不见得好。犹记当年我考北大研究院，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批评外国人的唐诗翻译，如何错漏百出。所以，我对外国汉学家的翻译向来是很警惕的。哪怕大名鼎鼎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他翻译《西游记》里的「赤脚大仙」，也错译成「red foot」，那该是「bare foot」才对。我的书出版以后，获邀到台湾东吴大学演讲，谈翻译。我特意翻出闵福德（John Minford）与刘绍铭合编的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来对照。对比大家都选译了的作品，我觉得自己的译文还是稍胜一筹。当然，有的地方是中国文体所特有的，如《楚辞》常见的「兮」字，翻译时我只好把它牺牲掉。至于律诗讲求对仗，那是可以翻译得像样的，如我以杜甫的〈登高〉作示例﹕「Boundless forests shed their leaves swirling and rustling down, / The endless river flows with waves rolling and running near.」（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然而，书里其他律诗的翻译，我没有再紧循对仗的形式，以免外国人读来，有呆板的感觉。谈到《红楼梦》，霍克思的译本是极好的。霍克思译完了以后，把稿子寄给钱钟书先生审阅。钱先生大为赞赏，写信给霍：「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 found it 'stone,' & left it brick.」（Augustus Caesar on the city of Rome: “I found it brick & left it marble .”）这句话化用了奥古斯都的名言，钱先生把原句的砖块换成石头，以切合《红楼梦》的别名《石头记》。奇怪的是，霍克思没有把《红楼梦》的第一章给完整地译出来；我引用的那部分就是我自己的翻译。
世界文学不应再局限于西方文学
李：在总结《红楼梦》的成就时，您推崇《红楼梦》足以跻身世界文学经典之列。 「世界文学」是一个专门的概念，您认为《红楼梦》有什么特别，与世界文学之经典相吻合？
张：我长期研究世界文学史，还跟哈佛大学的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等学者主编《世界文学杂志》（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深知世界文学在过去某程度上等于西方文学的代名词。从古希腊的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到文艺复兴的莎士比亚、歌德，乃至拜伦、济慈等，皆为非西方的读者所熟知。但是，一般的西方读者（甚至大学的文学教授）对中国古典文学几乎毫无认知，李白、杜甫、苏东坡对外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名字。我写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现在，我们推广世界文学，就不应再局限于西方文学，还要包括中国文学。再谈《红楼梦》，其技法之严密，结构之完整，语言之高妙，远胜于过往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章回小说，结构比较松散，有些回目抽出来可以当成独立的作品，如「林冲夜奔」、「武松打虎」等。而且，《红楼梦》已翻译成各国的文字，其中尤以霍克思的英译本文笔最为优雅，使其流行于英语世界。
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采用了比较文学的视野谈中国文学，不时会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提并论（如下表所列）。在进行跨文化比较时，您有没有发现中国有其独特的文学传统呢？如海外学术界强调中国文学有着抒情的传统。还有，中国古典文学里，是否真的没有史诗式的作品呢？
中国文学 西方文学
《诗经》 《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
《离骚》 《神曲》
《乐府》 劳勃．伯恩斯、奥登
《赵氏孤儿》《圣经》．希律王故事
《水浒传》 罗宾汉民间传说
《封神演义》《伊里亚德》
《牡丹亭》 《罗密欧与茱丽叶》
张：陈世骧、高友工在海外强调中国文学有着独特的抒情传统，我是不太认同的。中国人看待「诗」这观念，确实有别于西方，我书里的第一章已经提到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认为诗（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但并不能说，西方文学没有抒情传统，像古希腊女诗人莎芙的诗、田园诗派（Pastoral Poetry）等作品，都有抒情的意味。中、西方的文学传统都不是绝对性的。中国的诗观强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心灵的投射；但是，我们只要看看〈山鬼〉、〈东君〉等作品，便发现里面也有祭祀功能的，还有很多描述性的场面。再谈散文，从《左传》开始，中国的散文便有很多故事叙述。再到汉赋，里面很多都是描述的，而非抒情的。所以，过份强调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便会忽略其他的面向。如小说，中国讲故事的传统完全不逊于西方，《三国演义》在元代便已出现了，但十三世纪的西方有什么小说能与之媲美呢？而且，中国的叙事传统还能往上追溯，如晋代的《搜神记》、〈桃花源记〉等。
谈到史诗（epic），汉族的文学传统里的确没有上千行的叙事诗。我想这跟中文的早熟有关系。中文有着极古老的传统，从甲骨、青铜金文发展下来，不曾中断。早如《诗经》，主要是靠书写系统纪录下来的，而非口头文学。史诗的产生则主要依赖口述流传，讲故事的人背诵很长很长的诗行，当中会有所重复，而且有不少格式化的处理，甚至有所增补，或即兴创作。二十世纪研究口头文学最著名的学者是米尔曼．巴理（Milman Parry）及其门生阿拔特．洛德（Albert Lord），他们曾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录下文盲诗歌吟唱手的长篇咏诵，发现当中有不少的「套语」，并以此推论荷马史诗的产生过程。柏拉图的《飨宴篇》里，也写到诗歌在被唱颂的过程里，朗诵者会进行润饰。 《诗经》当然也可以唱颂，像「国风」便是，但我不觉得那算是口头文学。 「国风」没有长达千行的诗作，更没有以英雄人物为主题的长诗。 （接C8左下部分）
李：在介绍现当代作家时，您不断指出他们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如下表所示），您认为有哪些是吸收或转化是成功的呢？
现当代作家 外国文学
郭沫若 惠特曼
徐志摩 英国浪漫诗派
李金发 波特莱尔
冯至 歌德、里尔克、荷尔德林
李劼人 十九世纪法国写实小说
老舍 狄更斯
许地山 印度文学
高行健 贝克特、尤内斯库
张：受欧美文学影响，那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的一种新趋向。我认为吸收得好的例子还不少的，如朱湘、徐志摩、闻一多的诗，都有过不错的尝试，还有余光中，他的西学学养很好。而真正成功的例子也不是全然模仿西方的，像余光中，他的诗里就有自己的写法。现当代作家里，我特别喜爱鲁迅，把他的全集都读了。我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与旧诗，但是他的翻译是完全不能读的。 （李：您写张爱玲的篇幅远远不及鲁迅，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对现当代文学影响很大，所以我给予较多的篇幅。针对二十世纪中期内地那种僵化的文艺观，夏志清突出张爱玲、钱钟书、沉从文应有的文学地位，我认为很有道理。
未来著述计划
李：最后回归中国的学术视野，中文版《中国文学史》汗牛充栋，有哪些您认为特别有参考价值的？
张：用中文写的《中国文学史》，对我启发比较大的是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还有章培恒、骆玉明两位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什么是这两部呢？因为五十到七十年代大陆出版的文学史或学术著作，难免受到左倾的意识形态之影响，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上述的两部文学史是文革以后出版的，和我的看法非常接近。我成长于毛泽东时期的大陆，对于以政治、伦理道德来阐释中国文学，我是非常反感的。从前赞美杜甫，说他专写民间疾苦，所以很伟大。但是，中国写民间疾苦的诗人，又何只杜甫呢？那么多人写，为什么杜甫能够鹤立鸡群呢？因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后记：张隆溪教授学贯中西，访谈那天，张教授领我出入古今中外，谈了许多的话题，但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悉数尽录。专访期间，我问张教授，为什么论《诗经》那部分没有提及诗六义呢？张教授说，他还会另撰一部英文专著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到时再加以析论。我们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
（访问及整理者为本刊特约记者、香港作家联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