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二○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洛杉矶书评》（LARB）推出题为〈李尔王走向中国〉的访谈文章，薛忆沩的长篇小说《「李尔王」与一九七九》再一次闪现于国际视野。这部四十万字的「家族史诗」于二○二○年由《作家》杂志分三期连载之后，迅即获得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其后五年间，这部作品触发约三十篇、合共逾三十万字的文学评论，更引起西方媒体和学者关注，相关评论现已由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完成精选编辑。这部作品虽然仍未有单行本面世，但已成为近年中国文学界备受关注之作。在本文中，作者探讨这部小说如何透过家庭悲剧审视特殊年代的价值颠倒与个体创伤，并将《李尔王》升华为探讨尊严与救赎的普世寓言。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薛忆沩始终以沉静而锐利的姿态矗立于喧嚣之外。他既是语言的炼金术士，精雕细琢词句的质地与重量，又是历史的沉思者，执着于在时间废墟中打捞被遗忘的个体记忆。长篇小说《「李尔王」与一九七九》并非简单记录伤痕或歌颂「改革开放」，而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转型中个体命运的「家族史诗」。它以文学的方式，将私人记忆升华为公共历史的寓言，让一段被遮蔽的岁月重获叙述的尊严。
这部作品巧妙地将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内核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年份「一九七九」并置，构建出一个充满张力的复调空间。 「李尔王」不仅是一本在特殊年代被禁锢的西方经典，更成为衡量人性尊严与精神自由的隐秘尺度；「一九七九」也不仅是一个政治转折符号，更是人类精神经历漫长严冬后，试图重新寻找「回家」之路的共同寓言。薛忆沩以此完成对历史的诗性重写──不是以史家的冷静，而是以作家的悲悯。
被置换的祭坛：从王权解体到家族崩塌
薛忆沩的叙事智慧在于，他并未直接书写宏大政治运动，而是借《李尔王》的悲剧结构，将国家层面的权力更迭置换为家庭伦理的崩塌。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原型取自作者外公：一位受过西方教育、在时代洪流中被错划为「地主分子」的知识分子。他的命运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形成深刻互文：李尔因分国失权，导致家庭与国家的双重混乱；而小说中的父亲则因历史「误读」被剥夺家庭权威，沦为政治边缘的沉默者。
这种「退位」是一场被动放逐。他手中那本幽灵般的英文版《李尔王》，既是精神抵抗的堡垒，也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那个年代，阅读英文被视为「里通外国」的证据，父亲与三个女儿的关系始终笼罩在政治高压之下。亲情被意识形态切割，家庭沦为阶级斗争的微型战场。
薛忆沩通过这一置换揭示残酷真相：在极端政治暴力下，传统「父慈子孝」的伦理结构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阶级的敌对关系。父亲的「疯狂」──或许是佯疯，或许是真实崩溃──与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呼号遥相呼应，都是对非人道秩序的悲怆控诉。他们的疯癫，不是病理，而是清醒者在荒诞世界中的真实表达。
文学评论界常将一九七九年视为「伤痕文学」向「改革文学」过渡的节点，但在薛忆沩笔下，这一年承载更复杂的哲学意涵。对小说人物而言，一九七九年并非简单的「春天故事」，而是一场剧烈的「颠倒」──不仅是命运的翻转，更是价值体系的重构。
随着政策落实，父亲迎来「平反」曙光。那个曾经「很少说话」「几乎没有笑脸」的外公，突然变得兴奋、满脸笑容。这种「翻转」表面是政治压力的解除，实则是人性长期压抑后的剧烈反弹。薛忆沩敏锐捕捉这种「颠倒」的双重性：一是身份的颠倒──昔日的「阶下囚」成为受尊敬的「老知识分子」，曾经的造反派则在历史洪流中沉没；二是价值的颠倒─曾被视为「毒草」的《李尔王》变为高雅文化象征，昔日「正统」政治教条遭遇普遍质疑。
这种「颠倒」构成小说叙事的深层动力。父亲试图通过「回家」─重返城市、恢复名誉─来重建尊严。然而这种重建脆弱且充满裂痕。正如李尔王恢复理智后仍面临背叛与凄凉，小说中的父亲在一九七九年后的「重生」，也无法抹去数十年精神创伤的烙印。平反不等于治愈，回归也不意味着和解。
结构的迷宫：线性叙事与意识流的双重变奏
《「李尔王」与一九七九》在文学形式上展现极高的艺术完成度。薛忆沩打破传统家族小说的线性模式，采用「线性叙事与家族回忆交织」的复调结构。全书共三十三节，看似按时间推进，实则充满意识流的跳跃与回环。叙述视角在「母亲」、「父亲」与「小外孙」之间灵活切换：第一节以母亲视角切入，勾勒家庭历史轮廓；中间部分通过父亲回忆带入惊心动魄的「前史」；结尾回归父亲视角，形成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
这一结构不仅是形式创新，更是为「历史记忆」主题服务。历史从来不是直线，而是由碎片化记忆、情感褶皱与认知错觉编织而成。薛忆沩借此让读者在「一九七九」的现实与「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的过往之间穿梭，深刻体验历史对个体生命的持续伤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祖屋之灾」的伏笔：第九章中，母亲冷冷回应父亲关于外孙是否来乡下的问题：「如果他还长着记性的话，肯定就不会愿意。」这句看似随意的对话，埋下了代际精神隔阂的种子，直至小说结尾才通过一场「精神交流」得以消解。
在众多关于一九七九年的文学书写中，少有作品如《「李尔王」与一九七九》般细致关注隔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是「父亲」与「小外孙」之间的关系演变。在特殊年代，小外孙于乡下外公家度假时，偶然发现那本奇书《李尔王》。对孩童而言，满页英文如同天书，封面上的「李尔王」与「莎士比亚」成为认知世界的第一个谜题。
这种「隔膜」象征着历史记忆在代际间的断裂。但薛忆沩并未止步于展示断裂。在小说后半部，随着小外孙成长与对历史的重新理解，他与外公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的「精神交流」。这种交流不依赖言语，而是一种静默的共情。当父亲在一九七九年试图通过回归寻找尊严时，小外孙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这种「精神交流」超越具体恩怨，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关怀。
小说结尾，父亲在为母亲送葬的仪式上，看见水面上浮现出新娘羞涩的面孔。这一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既呼应开篇母亲回忆新婚的片段，也象征一场迟来的「和解」。父亲终于挣脱政治身份的桎梏，回归到丈夫与男人的本真情感。这种基于爱与宽恕的「回家」，才是真正的精神救赎。
「李尔王」是中国的，还是人类的
薛忆沩曾言，他的写作是「为了民族的忘却」。 《「李尔王」与一九七九》正是这样一部对抗遗忘的文学实践。它不仅是关于一九七九年的家族史，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在剧变时代中守护尊严的寓言。他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请进中国湖南的乡间，让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中受难、沉思与重生。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历史的暴力，也看见人性的韧性；目睹政治的「颠倒」，也感受爱的永恒。评论家称其为「人性的百科全书」，实不为过。薛忆沩以精湛结构、犀利笔触与深沉悲悯，为我们锁定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也指明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可能路径。
在此意义上，薛忆沩笔下的「李尔王」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一九七九年也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元年」，更是人类在废墟上重新寻找光明的共同时刻。
（作者为《深港书评》主编、文化记者。）
文化报人与时代同老的自度曲——评谭秀牧《我的回顾》 ●黄冠麟
写谭秀牧的故事很困难，主要谭氏为香港文坛巨匠，狠评恐惹来话柄。又在于他的多面性：《华侨日报》编辑、炉峰雅集发起人、艺评人，每一个面向的谭秀牧都极具棱角，会「弹稿」、会顶撞上司、甚至被金庸太太视为「蛇王」之时，自带一股怨气。对于香港文艺界一些西学东渐、或者涉及挪用他人文字的现象，看不过眼的他会痛斥其非、用力阻挠。经《我的回顾》整理，全书可以见到谭氏的工作经历可谓运道不佳。而又何幸，当年香港报界有足够的包容，让谭氏及一众「顶颈」报人能够受着工薪，铁骨铮铮。
谭氏成书，并非约稿而撰，纯粹于网络平台上夫子自道，由心而写，无须作伪。后得黎汉杰君洽编而成。亦因如此，少不了谭氏对于人与事看不过眼的牢骚。散文最能将人性之真表露无遗，但最过瘾的一点，在于其见文明与理性非常，绝非「维园阿伯」式的指点江山，「假如我做的话一定掂」的豪言壮语一句都没有。他做到在叙事唏嘘、点评直接、主次分明，而又因为其原则先行、性格明显、左评右评、让此书读之需带骨下咽，难称畅快。不过，就如老派酒家的蒸排骨小点，带骨的肉排有筋膜香气，垫底的还有手工柚皮，滋味丰富。识食者珍之。老派酒家与香港报业命运相同，曾活过那么一场灿烂，今又垂垂老矣。谭氏所工作过的报社，除《明报》外，今都已经一一结业停刊。炉峰雅集，作为现当代香港文人交谊的平台，不少前辈亦大笑西去。谭氏是这一段文坛忆旧的参与者，此书也自然是这个时代的忠实纪录。
忠实保留香港文化基因
谭秀牧编成此书时，恐怕早已预见到这是巫祝于末法时代的绝唱，所以他亦强调这是「不二之选」。故友凋零，字里行间浮动的，是整整三代香港文人的灵魄。走进共和，封建之下的司礼官，与典章文物同被扫入历史尘埃前，还在努力书史。谭氏尖锐的批评、固执的坚持、对「文化版」、「副刊」稿件近乎迂腐的信仰偏执，在报业式微、网媒不校稿即可发的今日，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因此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这种高度交叉性，使得此书成为填补香港文学研究史的关键索引。谭氏作为参与者兼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记录星马作品在香港的传播，是重要的史料补遗。当代研究者若欲解构「南洋—香港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此书无疑提供了丰富线索。作为史笔，《我的回顾》最动人之处，恰在于其刺眼的忠实。文中那些未经修饰的抱怨与执念，还原出当时行业与时代的包容。这种带刺的真实，恰是对「一人少一句」、「马虎过到骨」、「和谐叙事」最有力的反讽。这种状态之于今日，是随时代进步而产生，还是文化人逼跪于金主，我们心中都有答案。
而即食文化横行，谁还耐烦每周日到酒楼聚会，啃咬排骨？当人人都可以成为所谓的作家，当编辑风骨沦陷于刊文先看谁再考虑刊登的尴尬情况，《我的回顾》的存在，恰似最后一笼遵循古法制作的珍味，固执地以不合时宜的姿态，为时代纪录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和事，为香港保留着文化基因的原始样本。这份忠实，终将在历史的暗室里，刻下永恒的愁思。
（作者为文化工作者。）
【文讯】■ 「文献、文学与数媒：香港报章文艺副刊研究新探索」学术研讨会召开
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晚六点到十一点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一九四九至二○二二）」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两岸三地高校的六十余位师生围绕「文献、文学与数媒」主题展开研讨。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亲临致辞。段院长肯定该课题研究对深化内地与香港学术联系、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价值。课题首席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凌逾教授感谢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汇报项目进展情况，进入成果凝练与结项攻关阶段，课题组系统整理香港报章文艺副刊，兼具文献抢救与文化传承双重意义。
在子课题汇报环节，各团队集中展示了阶段性成果：华南师范大学张宇老师团队编目工作已系统整理千万字的史料；广州理工学院张志国副教授与华南师范大学徐诗颖副教授系统汇报了团队关于史论部分的撰写框架与进展；香港中文大学何杏枫教授、丘庭杰老师团队聚焦于跨界创意与港风叙事研究；华南师范大学侯桂新教授系统汇报了团队「文化传承与陆岛共生」书稿撰写进展；上海交通大学的龙其林教授团队则关注报纸海外版的国际传播实践。随后的青年学者研讨环节中，课题组成员围绕副刊的媒介空间、类型文学、都市书写等方向展开探讨，如对《大公报》版面「集纳空间」的分析、《星岛日报》海外版文艺副刊对岭南文化的再现与重构等，展现出扎实的史料基础与跨学科的学术活力。
在学术评议环节，深圳理工大学朱寿桐教授充分肯定了课题组将史料整理、理论探索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模式，并对各子课题的具体路径提出了优化建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南昌大学赵稀方教授建议研究应进一步聚焦报刊本体的历时性梳理，以扎实史料为基础构建历史脉络。香港文学史研究专家黄维梁教授在高度肯定课题基础价值与团队攻坚克难努力的同时，强调后续研究需严谨界定「文艺副刊」概念、聚焦香港性与世界性。
本次研讨会标志着该重大课题进入攻坚期，系列成果预计将为理解香港文学发展、丰富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研究提供关键性的学术支撑。
（通讯员李永杰、蔡嘉洋、应一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