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揭曉，香港作家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中篇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台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為此本刊組織專題，一起品味葛亮的《飛髮》及他的香港書寫。文學博士許婉霓探討葛亮創作中的「格物」、考據傳統的精神，由《飛髮》窺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另闢蹊徑的可能。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梳理葛亮祖輩與陳獨秀淵源，作另一角度的觀照。兼選刊小說《飛髮》，共賞細讀。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范用、葛康俞與陳獨秀的淵源——初識葛亮 ●潘耀明
早年與葛亮有過交往。葛亮初抵香港，捎來北京出版家范用一封給我的親筆信，內容略謂葛亮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的祖輩與陳獨秀淵源頗深云云。
范用的信要旨是希望我介紹工作。當時大抵人浮於事，沒有介紹成。此後，葛亮在大學謀得職位，專心致志地做教學工作和埋頭寫作。
不多久，葛亮在教育界及文壇嶄露頭角，近年更榮升教授，有多部著作出世，今年度內地文學獎首次向港人開放，葛亮率先以《飛髮》獲得魯迅文學獎，令人刮目相看。
以上所有這些都不是我的關注點，我最感興趣的是葛亮的家族究竟與陳獨秀是怎麼扯上關係。
個人對陳獨秀淵深的學問和崢嶸風骨仰止不已。二○一三年與若干好友在赴黃山的途中，特別跑去安慶瞻仰陳獨秀的陵墓和參觀其故居。那天蒼穹浩瀚，萬里無雲，迎面可見陳獨秀陵墓的紀念碑凌空屹立，油然生出莊嚴肅穆的強烈感覺，眾人不約而同俯首彎腰默哀，徘徊流連良久。
據介紹，二○一三年政府曾一度擬拆除這一帶陳獨秀故居，大批安慶市民蜂擁而至，誓要保護這一名人遺跡，最終被保存下來。還聽說陳獨秀故居一度不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徇眾要求才被列入的），不管怎樣，反正其歷史價值永遠植根於老百姓的心中。
扯得太遠了！回頭說對范公信中提到葛亮祖輩與陳獨秀的關係，一直不能忘懷，又不便問葛亮本人。
待到去年初夏，在內地大型評論雜誌《南方文壇》六月號上讀到葛亮寫的〈笙簫一片醉為鄉——《據几曾看》與中國藝術流脈〉的長文，才揭開謎底。
這篇長文廓清了葛亮曾祖父與陳獨秀之間交往的逸事。
葛亮祖父葛康俞先生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著有《據几曾看》，二○○三年中由范公早年主持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葛亮從祖父葛康俞的著作中，始知祖輩與陳獨秀組織革命活動的大量信息，他寫道：「因《據几》一書的創作起點，幾乎疊合其人生末途的蒼涼。準確地說，陳獨秀先生為先祖母姜敏先之二舅，即先祖妻舅。……」
葛亮從曾祖父葛溫仲的一幀存照，進一步透露道：「先曾祖父青年時代，就讀於張之洞設立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系統學習現代軍事，同學有章士釗、汪希顏等人。一九○二年春，曾祖與首次赴日歸來的陳獨秀在安慶姚家口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以『牖啟民智』，開啟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二人革命活動不見容於清廷，遭兩江總督端方通緝，故而東渡。在日留學期間，葛溫仲參加東京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探索救國圖存之路。先後加入興中會、中國同盟會，並與陳獨秀籌組創辦安徽愛國會。上述照片，正是在這一期間所攝。一九○五年，曾祖回國，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岳王會。並力主將青年勵志學社的兵式操練納入尚志學堂的教學。在曾祖與陳先生的影響下，尚志學堂為此後安徽革命培養人才無計。」
葛亮文章提起這位曾祖父葛溫仲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為救國奔走的若隱若現的高大背影，語帶敬仰之情。另他自稱，他的另一個長篇《北鳶》中毛克俞是以他祖父為原型。
由范公的信到葛亮文章描述所涉及其祖父、曾祖父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的關係，由此才在我的腦海中才理出一個較清晰的脈絡。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
「格物」中的香港書寫——關於葛亮《飛髮》 ●許婉霓
「我在對城市進行描述的時候，很喜歡做一些『格物』的工作。更為關注香港民間社會的現實，比如傳統的節慶與風物。為此在撰寫過程中，做了一系列資料蒐集和訪談，應該說是一本『落在實處』的小說。」在二○一四年的一次訪談中，葛亮如是說。以「格物」的方式，收集資料，從香港傳統文化角度切入香港書寫。葛亮的這份寫作自覺在《浣熊》時期確已具雛形，在近年「匠人」系列的寫作中，更得到了發展。刊發於二○一九年的《書匠》對於修書工藝的熟悉和大段描寫，已透露出葛亮更為深入的嘗試；而二○二○年的《飛髮》與前作相比，葛亮的「格物」更為細緻，將「飛髮」傳統近乎考據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書寫中。
細緻「格物」 考據傳統
這份細緻，從《飛髮》的結構便可窺一二。《飛髮》以穿插的方式，將考據與故事交織呈現。〈楔子：「飛髮」小考〉、〈貳：「飛髮」暗語〉、〈肆：有關「三色燈柱」的典故〉是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的偶數章節，葛亮將其學者的考據功底和治學本色發揮至極致，以考據筆法介紹「飛髮」名稱由來、行話及「三色燈柱」等與「飛髮」或緊密或衍生的知識。通篇觀之，就物論物，以「非虛構」的筆法格物致知。而與之穿插的〈壹〉、〈叄〉、〈伍〉、〈柒〉、〈尾聲〉等奇數章節則組成完整的故事章節，顯然帶有敍述者的個人情感傾向。
如果將這兩大部分放到時間維度上考察，則更能看出這種同中有異的特點：兩大部分無疑都對「過去」濃墨重彩地書寫，因此，雖然在語言及內容上有較大區別，這兩部分依然能在「懷舊」的氛圍中和諧共存。偶數章節的考據重視所涵涉事物的歷史緣由，多指向過去，介紹「飛髮」相關的舊事舊物，再一路梳理沿革至今，基本遵循由古至今的線性發展順序。而奇數章節同樣指向過去，「懷舊」在文本中或直白以背景插入，或以街頭風物的消逝、理髮器物的年歲等呈現。不過，其時間線顯然複雜得多。想像當下的時空是一片平靜的水面，那麼「我」與失聯的專攻古文字的師兄翟健然的重逢則是打破當下的入水之石，飛髮舖看似偶然闖入故事脈絡之中。接着時間如被激盪的水波，一層層往前追溯：翟玉成是佛山來港的移民，莊錦明是江蘇來港的移民。前者先開港產高端的「孔雀理髮公司」，最後因為大時代投資失敗等原因黯然收場，再開位於北角的「樂群理髮」飛髮舖；後者開名為「溫莎」的上海理髮公司，致力打破階層界限，讓較高端的「上海理髮」走進北角的尋常街坊。一港一滬、風格迥異的理髮舖因翟康然向父親對手莊錦明拜師而產生密切微妙的關係。時間至此又突然轉回故事開頭「當下」的線索上，以莊錦明為臨終的翟玉成理髮為收束，將二者的聯繫在推向更廣同時於物理上戛然而止，水面逐漸恢復平靜。
「懷舊」的確是葛亮諸多小說的特色之一，長篇小說《朱雀》、《北鳶》，中短篇小說集《戲年》、《七聲》等，皆以回望過去之姿書寫一座城，其中南京自然是繞不過去的「過去」之城，但將「懷舊」滲入香港書寫，也是從《浣熊》時期與關注香港「傳統」同時開始生發的嘗試。然而葛亮在《飛髮》中從「傳統」切入、細緻「格物」下的香港書寫顯然不僅僅只是為了懷舊。
香港文化混雜的寫照 由矛盾到認同
受中外文化影響的飛髮傳統，小說中「虛構」、「非虛構」配合敍述視角的不斷變換，加上敍述語言「普通話」與人物對話多語言（粵語、英語等）交替，無疑在形式上鍛造了「混雜」的式樣。這種式樣之精心安排，在《飛髮》中達到了葛亮以往作品不曾有的精細化程度。語言混雜是香港文化本土性最表層的一面，香港「混雜」之複雜性在於，其不僅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更是廣府文化、滬上文化等中國內部文化交匯的場域。
《飛髮》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人物，自然是先開高端「孔雀」後入大眾「樂群」香港飛髮舖的翟玉成，以及致力將高端上海理髮帶入尋常人家的「溫莎」上海理髮公司的莊錦明。正是莊錦明這個人物的轉變，使得葛亮對於香港的發展帶來南來移民心態變化的描繪，超出了劉以鬯《對倒》的深度——認同昔日內地之外，對香港本土文化的認同已從《對倒》中的「矛盾」大步跨進到「擁抱」。在六十年代，莊錦明父親所開的上海理髮店在香港所向披靡；然而到了莊錦明開店時，「全球化與資訊的傳遞，已經進入了新的紀元」，「上海＝時髦」的想像也漸漸消退，莊錦明的「溫莎」雖依然構築着上海理髮的想像，但也在事實上融入了北角的街巷。從本質上來說，翟玉成和莊錦明對香港文化的擁抱並非「有」「無」的差別，而只是「早」「晚」的不同。擁抱姿態的背面，正是香港文化強大的融合改造力，不僅一開始吸納了香港飛髮佬翟玉成，更在最後也使得自詡水平更高的上海理髮師傅莊錦明事實上成為香港飛髮文化的一部分。
飛髮文化「混雜」的象徵，在翟玉成的之子翟康然身上，也許更為明顯。作為香港飛髮佬的後代，卻為莊錦明的上海理髮文化所吸引；儘管未去過上海，卻立志成為一個上海理髮師傅，上海飛髮文化的吸引力不可謂不大。翟康然最終如願以償地從莊錦明處學到了「花旗裝」，這個新香港人的後代，繼承上海剪髮的過程，正是香港飛髮吸收並改造其他文化，使之成為香港文化一部分的混雜過程最絕妙的注腳。
在《飛髮》的最後，以莊錦明為臨終的翟玉成剃髮、翟玉成以「好手勢」肯定一生對手而完成的飛髮文化和解，以及莊錦明將寶貝不已的理髮椅捐給港島民俗博物館，當然是包含寬慰意圖，但同樣，這也是香港「混雜」的一種旁證。葛亮《飛髮》中的香港書寫，正是在這一方面，與自身在內的南來作家之前筆下的「香港形象」拉開了距離。南來移民進入香港本土帶來「飛髮」技術的流派並存乃至互相改造、融合，本身就是文化混雜的一個部分；南來移民背後代表的「文化中國」，進入香港之後被民間所融匯並吸納的過程，同樣十分清晰——這是葛亮在以外來視角進入之後，褪去以往「中原意識」的關鍵。這也是與開始注意傳統之香港的中短篇小說集《浣熊》相比，葛亮同樣採用「懷舊」進路，卻能夠展現出一個全新香港的原因——儘管同樣涉及新移民眼中的香港，但其中考據的向前回望與故事中波盪而開的時間，和《浣熊》中所呈現的「舊」，已然多了更多香港認同。
對於新香港人來說，轉身擁抱並融入的這個《飛髮》中與內地產生距離的「混雜」香港，正是葛亮所要展現的香港形象。而這，也是香港書寫中葛亮欲求開拓之境——一個新香港人的世界。
文學邊緣改造中心的可能
葛亮在《飛髮》中對於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關注和書寫，開拓了香港書寫的邊界，這並不是其倏忽為之，而是由他一以貫之的文學關切生發而來。如在小說《七聲》中序言所言：「『一均之中，間有七聲。』正是這些零落的聲響，凝聚為大的和音。」葛亮關注社會之零落聲響以觀時世之音，在我看來，也是關注新香港人眼中香港形象的邏輯起點。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場域中，香港文學長期被視為邊緣文學存在。然而，正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馬朗《文藝新潮》所引領兩岸的現代主義風潮，乃至八九十年代香港以金庸等武俠小說席捲大陸一樣，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擁有改造中心的可能。在《飛髮》中，葛亮的香港書寫便是在對傳統的關注中，為香港書寫向外衍生了新的可能性——在情感空間上不再拘泥於「我城」「他城」，在歷史空間上也不再只是北望中原。以邊緣改造中心，以新香港人來重新審視香港，實質上是葛亮延續以往自身文學關切，在香港形象塑造中的一次嶄新嘗試。
以考據進入看似如昔的懷舊思路，以結構、敍事視角、語言等編織出混雜的香港文化表層並深入到肌體，新香港人的香港形象是葛亮筆下捕獲的新世界，而這一切的背後，包含着葛亮一貫對凡常人物的重視，潛伏着邊緣撬動中心的努力與企圖。《飛髮》至此，完整地展現了葛亮在香港書寫上的新鮮與抱負。
同廢名的詩歌〈理髮店〉相呼應，看似與小說無直接聯繫的《飛髮》的題記也就更為可解——
喂呀呀！敢問閣下做盛行？
君王頭上耍單刀，四方豪傑盡低頭。
縱居於歷史時空中心的君王豪傑又如何？收納到看似邊緣的飛髮佬刀下，也只能紛紛低頭。正如香港故事講法千變萬化，但在葛亮筆下，已聚起零落聲響，鋪展起香港書寫的一種宏闊空間。
（作者碩士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現為《中國作家》雜誌社文學版編輯。）（本專題圖片除特別說明外，皆由葛亮提供。）
